譯者序
史家之絕唱
小威廉H.休厄爾（William H. Sewell Jr.）出生于1940年，本科畢業(yè)于威康星大學，碩士和博士畢業(yè)于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以貫之，學的都是歷史學。他先后就職于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亞利桑那大學和密歇根大學，最終于1990年重回芝加哥大學，2007年榮休。作為法國史專家，他曾訪學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芝加哥大學巴黎中心、巴黎第八大學等院校。他于 2004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112012年擔任美國社會科學歷史學會（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總部設在杜克大學）主席。他出版了多部著作，且被譯成法、意、西、葡、中等多個語種，曾先后四次獲得美國社會學協(xié)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頒發(fā)的最佳論文獎/最佳著作獎。2020年，獲得美國社會學協(xié)會比較和歷史社會學分會的伊本卡爾敦杰出職業(yè)獎（Ibn Khaldun Distinguished Career Award）。
小威廉H.休厄爾的新作《資本主義與18 世紀法國公民平等的興起》旨在探索法國大革命的根源。舉世皆知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晚年的作品，中譯本譯者馮棠先生惜已英年早逝。專修法國史的馮棠翻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可謂良駒遇伯樂，自是相得益彰，其譯介精彩紛呈。遺憾的是，于國內(nèi)讀者而言，舊制度下的法國仍然是不太好理解的。休厄爾的新著，恰巧為國內(nèi)讀者了解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提供了社會史方面的最新研究。
毫無疑問，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改變了法國和西方歷史的進程。但是，為什么公民平等的理念大革命的顯著標志在舊制度下的法國尋獲了如此肥沃的土壤呢？不斷變化的經(jīng)濟和社會現(xiàn)實，又是如何影響法國人民的政治觀點和理念的呢？
休厄爾認為，18世紀法國商業(yè)資本主義的繁榮為法國社會生活帶來了活力、靈性和匿名性。18世紀法國商業(y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促進了以商品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蓬勃發(fā)展，這種抽象社會關系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斷發(fā)展，促使公民平等的概念在17世紀80年代變得既可想象又富有吸引力。在他所稱的商業(yè)公共領域中，社會網(wǎng)絡和社會空間的出現(xiàn)，最終在18世紀80年代末法國陷入深刻的政治危機時，推動公民平等成長為一種在重組國家和社會方面可想象和可期許的手段。在本書中，休厄爾將相關主題融為一體：商業(yè)的興起、城市公眾的出現(xiàn)、啟蒙思想家的職業(yè)生涯、商業(yè)出版與贊助、政治與經(jīng)濟，以及貿(mào)易與國家財政。18 世紀法國的資本主義和公民平等的出現(xiàn)，為大革命這樣一個歷史性關鍵時刻提供了一種返本還源但煥然一新的解讀。
休厄爾認為，18 世紀法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引發(fā)公民平等的興起及其在大革命中的彰顯。他坦承，本書提出的關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影響的論點，有賴于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及其影響的概念化。但是，勒費弗爾和索布爾將資本主義理解為一種基于特定形式的財產(chǎn)和階級關系的生產(chǎn)方式，認為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社會和政治影響是通過階級形成和階級斗爭來調(diào)節(jié)的。他們關于法國大革命的因果論點是，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日益富裕、強大和具有階級意識的資產(chǎn)階級，資產(chǎn)階級在革命中從衰落的貴族統(tǒng)治階級手中奪取了權力。他甚至認為，自從主導 20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法國大革命的解釋崩塌以來，《舊制度與大革命》進一步凸顯了其價值與影響。相反，休厄爾指出，是商業(yè)資本主義導致了基于商品的社會關系擴張，而這種社會關系的發(fā)展挑戰(zhàn)并最終推翻了舊的等級、秩序和特權制度。20世紀中期，人們普遍認為法國大革命是由新興資產(chǎn)階級引起的，他們推翻了貴族和君主制，建立了新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革命者中鮮見資本家這一歷史事實，促使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否認資本主義與大革命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本書認為，資本主義確實與革命有關，但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18 世紀的法國仍然是一個典型的等級社會，人們的社會地位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蓬勃的商業(yè)資本主義提供了另一種不同邏輯的社會關系形式：在市場交換中，人們之間的關系是自愿和匿名的，受共同利益而非社會等級的支配。本書展示了這種作為替代形式的社會關系的逐漸發(fā)展，并指出這一過程最終促使法國大革命所擁抱的公民平等對所有階層的法國人來說都是可想象和可接受的。
盡管休厄爾早在2007年就退休了，卻仍然筆耕不輟。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名作《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zhuǎn)型》，受到學術界廣泛好評。這，或許是其新作也被迅速譯介的原因。
竊以為，一流的史學家，文筆一定是動人的。休厄爾確實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在他筆下，商業(yè)公共領域嘯傲湖山，放縱不羈；時尚帝國絢麗多彩，不拘常次；巴黎散步場所清濁同流，涇渭不分；伏爾泰獨步當世，狄德羅筆耕墨耘，莫雷萊名利兼收，盧梭自欺欺人；托克維爾不識廬山真面目；王室財政騎虎難下，進退失據(jù)；政治經(jīng)濟學高見遠識，坐而論道；改革嘗試革舊圖新，中道而廢。
在休厄爾筆下，諸多啟蒙思想家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如，伏爾泰這位獨步當世的巴黎人，在成年后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漂泊他鄉(xiāng)：數(shù)十年間，伏爾泰棲身錫雷，流寓倫敦，寄居布魯塞爾，僑居荷蘭，客居柏林，旅居日內(nèi)瓦，最終落葉歸根于自己位于法國邊境、毗鄰日內(nèi)瓦的費內(nèi)城堡。好在，伏爾泰利用他袖里藏刀的機智、用之不竭的精力和驚世駭俗的通信，在舒適的流亡生活中維護了他在啟蒙運動中的知識領袖地位。他大膽的知識分子形象，啟發(fā)了年輕的啟蒙思想家。又如，狄德羅之所以名滿天下，不僅應歸功于他筆底生花，文采斐然，還得益于他博洽多聞，能言善辯。狄德羅神閑氣靜、口若懸河，臉上閃耀著靈感的火花，把啟蒙思想播撒到所有的心靈，把滿腔熱忱播種到所有的靈魂。那些僅通過作品來了解狄德羅的人，于他可謂茫無所知。又如，在70歲時撰寫的回憶錄中，被啟蒙老師忽視，因為太過平庸的莫雷萊怨氣滿腹：我一直是班上的倒數(shù)第一名，每個周六都會被定期鞭打，以儆效尤。與早年痛苦的求學經(jīng)歷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在索邦神學院度過了近五年，如沐春風，持之以恒地閱讀，一以貫之地爭論，窮年累月地貧窮，始終如一地滿足。至于感情生活極為混亂的盧梭，則在初見德瓦朗夫人，便為她的美貌和善良神魂顛倒：從第一次見面、第一次交談、第一個眼神交匯，德瓦朗夫人就激起了我內(nèi)心最生機盎然的依戀，還有從未遠離的自命不凡……我的心被一種全新的情緒所滋養(yǎng)，它吞噬了我的整個生命。
休厄爾如此筆墨，誠可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國家的能力
作為歷史的常態(tài)，重大內(nèi)外危機可能會導致國家走向崩潰。奇異的是，舊制度法國的危機，不是軍事上的，而是財政上的到1786 年，國家債務已是如此龐大，以至于破產(chǎn)似已迫在眉睫。
歷史從不詭異。舊制度法國的崩潰，在于其國家能力出了重大問題。經(jīng)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都很看重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是指國家將自己的意志、目標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的能力。休厄爾素以融匯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而聞名，且他在《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zhuǎn)型》一書中明確提出，歷史學和社會科學能為彼此提供重要的借鑒。在《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一書中，王紹光和胡鞍鋼把國家能力可細分為四種能力，即汲取能力、調(diào)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強制能力。在本書中，休厄爾并未明確使用國家能力概念，甚至從未提及能力（capability）一詞，但字里行間，筆鋒所涉，都是國家能力。
汲取能力，即國家動員社會經(jīng)濟資源的能力，國家汲取財政的能力集中體現(xiàn)了國家汲取能力。于國家而言，經(jīng)濟汲取能力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正是過去數(shù)十年來美國制裁古巴、朝鮮、伊朗和俄羅斯的原因，這也正是美國挑起對華貿(mào)易爭端的原因。在本書中，休厄爾以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連續(xù)三章的宏大篇幅論述舊制度法國財政面臨的雙重束縛（第十一章）及其解決方案（第十二章）與財政改革的嘗試（第十三章）。簡而言之，取消財政特權，法國王室政府就是死路一條；不取消財政特權，也是死路一條。結(jié)果就是騎虎難下：免稅特權制度，盡管對國家收入有可怕的影響，但一直持續(xù)到了1789年……。
調(diào)控能力，即國家指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能力。作為一個典型的農(nóng)業(yè)帝國，舊制度法國嚴重依賴種植農(nóng)業(yè)，即谷物種植。截至當時，法國農(nóng)村最重要的作物仍然是谷物：最主要的是黑麥和小麥，但在某些地區(qū)，也種植大麥、燕麥和蕎麥。在少數(shù)貧困山區(qū)，板栗的消耗量甚至超過了谷物。但是，面包幾乎是法國所有地區(qū)的主食，谷物收成則是經(jīng)濟良好的最重要的單一決定因素。農(nóng)村和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很貧窮，面包價格上漲可能意味著嚴重的饑荒。在收獲季節(jié)，許多城鎮(zhèn)工人放下他們的織布機、織針、錘子、大剪刀，流入農(nóng)村，以獲取每年搶收期支付的高工資。大巴黎盆地是法國的糧倉，這個農(nóng)業(yè)區(qū)至今仍然以小麥種植為主。但是，各種各樣的谷物幾乎遍布各地。盡管谷物是如此重要，但舊政權法國在放松對谷物管制的問題上極為猶疑。狄德羅、莫雷萊、魁奈等多位著名啟蒙思想家曾經(jīng)撰寫關于谷物自由貿(mào)易的著作。到了18世紀50年代末，各種類型的政治經(jīng)濟學著作大量面世。例如，在舊制度的最后 40年里，有大量關于谷物貿(mào)易、農(nóng)藝學、國際貿(mào)易、殖民地和奢侈品問題的著作出版。甚至，谷物貿(mào)易的自由化，已經(jīng)成為古爾奈集團經(jīng)濟自由主義者和重農(nóng)主義者的顯著目標。
合法化能力，即國家運用政治符號在屬民中制造共識，進而鞏固其經(jīng)濟地位的能力。1760年，著名啟蒙思想家莫雷萊神父因言獲罪，被捕入獄。莫雷萊撰寫了一篇檄文，批判正在法國喜劇院上演的名為《啟蒙》的喜劇，讀過這篇檄文的達朗貝爾和杜爾哥都覺得此文極妙。檄文一時洛陽紙貴；在杜伊勒里宮和王宮里，人們可以看到一群群讀者哄然大笑。莫雷萊也在多處朗讀過檄文……所到之處，交口稱贊。但是，莫雷萊的檄文諷刺了勒貝克夫人一位即將死于肺癆的公主，她厭惡啟蒙思想家和他們的學說。她出席了《啟蒙》的初次上演，她要求懲罰檄文作者莫雷萊。在舊制度下的法國，批評王室政府是危險的，出版褻瀆神明的作品更危險，諷刺王室成員則是自尋死路。莫雷萊鋃鐺入獄，正是因為其啟蒙思想侵蝕了舊制度的合法性。
強制能力，即國家運用暴力手段、機構(gòu)、威脅等方式維護其統(tǒng)治地位的能力。盡管舊制度法國在軍事上如此強大，但它最終卻因債臺高筑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滅亡。正如休厄爾所言：破產(chǎn)的風險和高昂的借貸成本，一直困擾著18世紀的法國王室債務市場：1715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爭結(jié)束時王室部分破產(chǎn)，1771年七年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再次破產(chǎn)，引發(fā)債權人對王室政府的不信任。為了降低借貸成本，王室政府必須證明它有能力籌集足夠的收入來控制債務狀況。但是，王室政府不得不支付如此高的利率，它又如何籌集足夠的收入呢？這的確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貴族、教士等特權階級擁有大量財富但免于課稅，最終難倒了擁有強大軍隊的舊制度法國君主。巴士底獄微不足道的暴亂，便成了舊制度壽終正寢的喪鐘。
法國大革命，無疑是世界近現(xiàn)代史上最為重要的群眾性革命運動之一。2018年11月17日，法國巴黎爆發(fā)了黃背心運動（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數(shù)以萬計的抗議者涌入香榭麗舍大街。這場因政府加征燃油稅引發(fā)的街頭運動曠日持久，重創(chuàng)了法國經(jīng)濟并蔓延到比利時、英國、意大利、荷蘭、波蘭、葡萄牙、加拿大等十多個國家。持中間政策路線的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表示，黃背心運動是一場沒有固定訴求和領導者的社會政治運動。本書研究的主題法國大革命，不正是這樣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嗎？

命運的喟嘆
去年初冬，意外接獲格致出版社黃協(xié)老師和顧悅老師邀約，翻譯休厄爾這部新著。恰巧，去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翻譯的芝加哥經(jīng)濟學派代表人物托馬斯索厄爾（Thomas Sowell）的近作《歧視與不平等》。這兩位芝加哥大學的杰出教授，耄耋之年仍然思想活躍，詞鋒犀利，深深地打動了作為譯者的我。
之所以說是意外，是指休厄爾新著的翻譯邀約，源于某公眾號的譯者海選公告，而我的同事、才貌兼?zhèn)涞拿翔葱〗闩紶柨吹竭@則公告并鼓勵我參選。時值深秋，正是我一年一度的休眠季節(jié)。我斗膽聯(lián)系黃老師，參加譯者海選，最終于兩周后意外獲得本書的翻譯任務。
命運或許是早已注定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年）對斷頭王后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的命運發(fā)出如此喟嘆：她那時還太年輕，不知道命運所饋贈的禮物，其實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很多年前，我曾選擇歐洲社會史為博士專業(yè)，但終因種種原因而作罷。如今，有幸譯介休厄爾的新著，算是聊以自慰吧。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是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贊譽。對于史學著作來說，這應是無上贊譽了。值得注意的是，魯迅較少為人所知的一個身份是翻譯家。我一直有種偏見，那就是世界上沒有純粹的譯者。翻譯就是戴著鐐銬跳舞，本質(zhì)上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譯著水準的高低，恰如舞姿是否優(yōu)雅。不會自己撰寫的譯者，怎么可能成為好的譯者呢？好的譯者，如魯迅先生、林語堂先生，如錢鐘書先生、楊絳先生，本身都是作家、學問家，譯者只是他們的多重身份之一。在這個意義上，譯介名家名作，談何容易!
壯志病來消欲盡，出門搔首愴平生。陸放翁文才武略甲冠天下，亦曾如此喟嘆。更何況，皓首匹夫，何幸如之!
祈請讀者諸君斧正!
譯 者
2022 年初秋
于昆明藍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