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西洋法律思想史上，“自然法”與“實證法”互為消長，而在傳統(tǒng)中國法制中，則有儒法兩家的政法理論相互為用。帝制中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可說以儒法兩家思想為表里，它們各自表現(xiàn)其理念的特色，尤其在王霸之辨及禮法異論方面。

從理論上看，自先秦以降，由“仁、德”到“禮、法”治道觀念的形成與演變，本非單一向度的發(fā)展，而是曲折繁復，自有其深度與廣度。粗疏以言，儒家的法理思想，建立在人類理性和良心的基礎之上，主張以倫常、禮教的道德律，來規(guī)律人民的社會生活，強調(diào)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別，而為達到有別的境地，所以肯認有等差的人間秩序——禮；而禮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行為規(guī)范，德又為禮的本體，因此，儒家認為“禮”者“理”也，合理比合法重要。法家則基于“好利惡害”的“功利現(xiàn)實觀”，主張以法律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行為規(guī)范，以刑罰制裁為推行法律的力量，并不認為仁義德禮能治理好國家社會，也不認為世上有絕對的價值觀念；講一賞一罰，除君權獨尊外，不分親疏、貴賤，一以度量斷之，主張以客觀之“法”，作為治民之具，以達到“齊民社會”。

在實際上，當我們走進悠遠的傳統(tǒng)中國法制長廊中，總覺得，凡有關于政法思想的問題，不時顯現(xiàn)出儒法兩家觀點的呶呶爭辯；姑不論孰高孰下，可以肯定的是：自漢以還，“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其間固有盛衰，但歷代君主為治之道，終皆未能有逃于儒，而法律文化之經(jīng)其化成，在固有的世界諸大法系中遂別具風采，睥睨群林。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雖說漢以后思想統(tǒng)于一尊，然“法家”的精神并未絕滅，尤其以皇權為核心的專制體制與等級制度，始終深深地影響到歷朝的現(xiàn)實政術，造成所謂的“儒法合流”，甚或“陽儒陰法”，此何以故？

我們相信：現(xiàn)代法律制度與思想有其自己的特征，但尚包含以前各時代的遺產(chǎn)；又法律制度或思想史上一時代的特征，即為對前時代的反動，或為其補充及繼續(xù)發(fā)展。歷史不能只看一時，更要看得長遠些。假如，我們今天站在法律史學及法律社會學的立場，關心到當前法律的發(fā)展，那么，對于過去法律文化遷移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便不能不抱慎重的態(tài)度；因為，可以說，現(xiàn)代的法律文化，即為過去多少年來積累而成的結(jié)晶與蛻變。歷史的現(xiàn)在，包含著歷史的過去。一個“傳統(tǒng)”的形成，乃至一個“新制”的更立，需要人與時空的因緣和合，而談“傳統(tǒng)”，也要注意它的凝固性與流動性，如何形成？為何停滯？有無衍化？歷史意義何在？

我們也深信：因各個民族的性格及其時代精神互有差異，從而關于法律的基本理念，也就分歧互殊。在某一時代或某一民族，對于某種事件，認為是不成問題的，但在另一時代或另一民族，則往往認為非常嚴重，非求根本解決不可。人類無定見，時空的異數(shù)，造成今是古非或古是今非，本不足為怪；重要的是，如何通過比較古老文化社會中的法律生活敘述，去追尋歷史的遺跡，提供一些省察的據(jù)點。

中國歷史，到了有漢一代，律令已甚發(fā)達；而在史籍里，我們卻可以發(fā)現(xiàn)，兩漢以經(jīng)義決獄的風氣相當盛行，尤其，是引孔子所作《春秋》一書為主，此風甚至延續(xù)到六朝之末，這就是在法制歷史上深為學者所議論的“春秋折獄”。

春秋折獄，以儒為體，以法為用，融通了“德禮”與“刑罰”，這是兩漢儒者通經(jīng)致用最具體的表現(xiàn)，也是傳統(tǒng)中國法制“禮刑合一”很顯著的象征。影響所及，幾乎貫穿了整個舊律時代；暫不說為功為過，它所具之意義與價值是普遍的，而不僅是歷史的。

漢后諸律，自西晉《泰始律令》（267）起，確立律、令二分，同時建立納禮入律令、違禮令入律原則，充分體現(xiàn)“刑律儒家化”的局面，《唐律》“一準乎禮”的指導原理及立法技術，猶為世人所矚目。論者曾說：“……《唐律》之所以為禮教法律論之典型，則固可得言也。蓋不獨三宥、八議、十惡之制，大祀不正寢、子孫別籍、親喪生子、同姓為婚之罰，皆淵源于禮制；而律疏解律，則往往直取證于禮經(jīng)矣！”顯然，《唐律》為了維持“禮”的權威性，為了尊重道德及提倡倫理，對于破壞禮的行為，最不能原宥，所加的刑罰也較重；但如其行為與禮無關者，則往往又從輕認定。可以說，禮不但為立法的準繩，亦為科刑的依據(jù)，罪刑與禮法，始終形影相隨。

細讀《唐律》，五百條的律本文及其《律疏》，除了具體落實儒家“異貴賤、別尊卑”的身份差等秩序以及恤刑寬仁精神外，另有甚多律條，系以單純違背道德行為構成犯罪，凸顯其道義性，又從禮教規(guī)則，補充法律的不足。更甚者，唯恐防范不周，對于律無正文而情理上不應為者，設有概括條款，以杜遺漏而維風教，如《雜律》“不應得為”條說：“諸不應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考其立法用意，除補充律令的漏洞外，意在以德坊民，以戒僥幸之徒，至為明顯。

繼《唐律》之后，如《宋刑統(tǒng)》《大明律》乃至《大清律例》，禮之入律的條款雖有繁簡不同，而其基本精神與《唐律》根本上并無大異。無怪乎清乾隆朝紀昀所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關于《唐律疏議》的提要說：“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庇衷疲骸八卧�明清之所以采用《唐律》者，皆為其一準于禮�！边@是有史實根據(jù)的，從《唐律》以迄《大清律例》，整個社會秩序立基在五倫常理之上，凡違反禮者，即附以刑罰制裁；刑之所禁，必為禮之所不容；而禮之所許，自為刑之所不禁。換句話說，違禮等于是違律，刑律的內(nèi)容，是從禮教中取得其價值；法律的作用，是在輔助禮教的不足，“禮”為法制的終極目的，“律”不過為實現(xiàn)“禮”的手段，形成所謂“禮本刑用”的禮法觀。

要言之，漢代以禮入律及引經(jīng)決獄，導引了傳統(tǒng)法制“儒法合流”、“禮刑合一”的先河；到了李氏長安政權，禮律詳備，《唐律》是“禮本刑用”最典型的代表作，它上集魏晉（北）齊隋之大成，下立宋明清之軌范，充分體現(xiàn)禮主刑輔的精神。因此，如果說，傳統(tǒng)中國法律從未與倫理道德分家，一千多年來的舊律始終浸潤于儒家傳統(tǒng)之中。然乎？否乎？值得細細品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