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相對于過時的時代精神的顛覆性力量，其本身也潛伏著對這一顛覆力量的抑制。對此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指出：“精神分析好像是一種將欲望拖人絕境……的虛幻之物�！�…是一種反生命的東西，一種死亡、戒律和閹割的頌歌，一種超驗的渴望，一種教士的神職，一種教士的心理�！彼�的觀點有其特定的含義和指向，不無偏激、偏頗之處，但對于那些過度依賴精神分析方法的傳記家仍不失為一個有益的提醒。優(yōu)秀的傳記家應當敢于突破他們自己也從屬于其中的關于人性的現(xiàn)成觀念而做出某種真正原創(chuàng)性的構想。
　　在當代，對于傳記“科學性”的要求也日益強烈，我們討論精神分析在傳記中的地位時，這一問題也是不可回避的。楊正潤先生認為，傳記文學是科學和藝術的結合，而“精神分析對傳記文學的科學性和藝術性的提高都是有益的”；高鑒國先生認為，有三種專業(yè)知識是傳記作者需要掌握的，即“歷史學、文學和心理學”；當代美國學者威廉?舒爾茨在論及弗洛伊德的傳記寫作時則特別指出，弗洛伊德的“成功之處恰恰在于，他結合了歷史的、科學的和文學的方法來解釋人的經(jīng)驗”，而其他人沒有做到這一點。
　　但在精神分析的“科學性”問題上，長久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段鞣饺宋闹髁x傳統(tǒng)》一書的作者阿倫?布洛克認為，弗洛伊德在人文主義傳統(tǒng)中的地位“由于他的思想與文學和藝術的親近關系以及他對文學和藝術的影響而是有保證的”，但他卻沒有把握對弗洛伊德在科學史上的地位做出同樣的保證。實際上，圍繞著心理學科的“科學性”問題，精神分析學派與非精神分析學派的心理學家們已經(jīng)進行了延續(xù)至今的“百年大戰(zhàn)”：“差不多在弗洛伊德開始發(fā)展精神分析的時候，學院派的心理學家們正致力于將心理學弄得像是一門嚴格的科學”。弗洛伊德拒絕以實驗的方法驗證其理論，而學院派的心理學家則認為精神分析的方法有失科學的尊嚴。
　　針對這種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諾曼?霍蘭德在《精神分析作為科學》一文中，為精神分析的“科學性”作了一些辯護，希望有利于打破這種尷尬的局面。他指出，從實驗證據(jù)來看，大量研究證明了精神分析的許多重要結論（當然也有一些未獲得支持）；而從方法論來看，精神分析使用的是一種整體論的研究方法（holisticmethod），而這種研究方法在許多社會科學甚至“硬”科學領域（hardscience）也廣泛采用。他認為，爭論精神分析到底是“科學”還是“解釋學”，或僅僅是“文學”，其實這一劃分本身表現(xiàn)出的就是一種建立在“二分法”基礎上的錯誤觀念，他暗示，我們應該放棄這種無謂的論爭，消除學派、學科之間的壁壘，將精神分析的敏銳洞察力與建立在嚴格實驗證據(jù)基礎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神經(jīng)科學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正如他在另外一篇論文中所說：“我能夠想象出的精神分析文學批評的最好未來，乃是一種來自精神分析和神經(jīng)系統(tǒng)科學洞見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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