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主編前言 一、 比較是文明進步的基本形式 在希臘神話中有著這樣一個故事，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是一位泰坦神，他被認為是智慧和文明的守護者，并且對人類懷有深厚同情心。相傳，當時神王宙斯統(tǒng)治奧林匹斯山，眾神過著神仙般幸福快樂的日子，而人類卻生活在黑暗和寒冷之中。普羅米修斯對人類深表同情，因此他決定幫助他們。為此他前往奧林匹斯山，從宙斯那里偷取了火種，并將其帶給了人類，給人類帶來了文明的火種。普羅米修斯之所以“盜火”，是因為他在將神界與人界進行比較后，看到了火對于人類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鸩粌H為人類帶來了溫暖、光明，還使人類能夠烹飪食物、驅趕野獸、鑄造金屬和制造工具，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進步源于神界和人界的比較。 普羅米修斯因為盜火而受到了宙斯的殘酷懲罰，因為他有可能讓人類過上神仙般的生活。他被囚禁在高加索高山的巖石上，巨鷹每天啄食他新長出來的肝臟�？梢�，比較是有風險的，即使是神界和人界的比較。 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暢想了一個無比富裕與先進的理想王國，其居民普遍擁有“慷慨和啟蒙、尊嚴和輝煌、虔誠和公共精神”的品格。一支歐洲船隊意外發(fā)現(xiàn)了這個理想王國所在的島嶼。船員們詢問起島民其發(fā)達的秘密，島上居民這樣回答：“王國在禁止他的人民航行到任何不屬于他管轄下的地方去的同時，還發(fā)布了這樣的命令：每十二年要從本國派出兩條船，作幾次航行；每條船上要有‘所羅門之宮’里三位弟兄組成的一個使節(jié)團，他們的任務就是研究要去訪問的那些國家里的一切事物和情況，特別是全世界的科學、藝術、創(chuàng)造和發(fā)明等等，而且還要帶回來書籍、器具和各種模型。……我們所從事的貿易不是為了金銀珠寶，也不是為了絲綢香料，更不是為了其他商品之類的東西；我們是為了上帝首先創(chuàng)造出來的東西，那就是光，為了得到世界各個地方所產(chǎn)生的‘光’。” ［英］弗·培根.新大西島［M］.何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9：18-19. 培根之后的西方開啟了現(xiàn)代性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把理性稱為光，也就是說，所謂啟蒙運動就是一種使人獨立使用自己的理性的運動，一種光亮化的祛魅運動。那些滯后于現(xiàn)代性的啟蒙運動的國家，就需要借鑒別的國家的經(jīng)驗。1817年，法國的朱利安構想了一個以借鑒別國教育發(fā)展經(jīng)驗為主要使命的研究領域，即比較教育學。廣義上，文明之間的互學互鑒就是比較教育。 即使在一個國家內部，比較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鬃泳褪沁@樣的比較教育學者�？鬃油ㄟ^追溯和比較殷商與周朝的文化制度，有所損益，有所折中，建構了以“六經(jīng)”為經(jīng)典文本的華夏文明，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光輝底色，因此，有“天不生仲尼，則萬古如長夜”的說法。今天，我們仍然需要有偉大的比較學者，把我們古代、近代和現(xiàn)代的經(jīng)驗加以比較，建構中華民族新的文明方向。 二、 比較教育救中國 修身是我國古代教育傳統(tǒng)和為學次第的基點和根本�！洞髮W》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表述，民諺也有“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勸告�？酌纤�推崇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和“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都表明了修身之道并不停留在孤立的個體層面，還要貫穿于家、國、天下與宇宙萬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勾勒出一條貫穿了個體、社會、國家、天下四個維度的清晰路線圖，引導著中國古代讀書人的生命追求�！捌教煜隆奔磦�體“修身”構成了中國人最為深沉的文化積淀和心理邏輯。 不過，近代以來，這種古老的教育哲學似乎顯得力不從心。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和1894年甲午戰(zhàn)爭以來，中國社會陷入深重的危機，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 按照儒家的教導，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拯救天下的關鍵在于修身，當然，是新的現(xiàn)代性的修身。 嚴復先生把這種修身歸結為“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同樣，魯迅先生也指出，“中國欲存爭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也就是說，立國首先在于立民，而立民的根本在于培養(yǎng)新的現(xiàn)代國民性。這就需要借用現(xiàn)代啟蒙之光來照亮清末閉塞混沌的世界，用比較的力量推動古老帝國走向現(xiàn)代化發(fā)展之路，以救中國于危難之中。在嚴復、魯迅等啟蒙學者之后，中國產(chǎn)生了數(shù)量眾多的廣義上的比較教育學者，他們進一步推動了中國教育現(xiàn)代化。20世紀80年代的“教育要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表述，既是對中國教育的絕對命令，也是為比較教育學奠定絕對的合法性。顯然，教育要面向現(xiàn)代化，就需要面向具有現(xiàn)代化教育的世界，這樣，我們的教育才有未來。這樣，才能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 這里的邏輯就是，應對天下危機的根本在于新的修身，而新的修身的根本在于比較教育。進而言之，近代所謂的教育救國，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比較教育救中國。 當然，這種邏輯是對教育（即修身）和比較教育作用的夸大。中華民族的復興更需要政治、經(jīng)濟以及社會力量的相應變革和支持。 今天，我們依然把教育強國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聯(lián)系起來。這里同樣需要我們所有的教育研究者具有比較視野和世界意識，從世界格局的總體潮流和未來趨勢來謀劃和促進我們教育的高質量發(fā)展，以立德樹人促進個性發(fā)展和社會的持續(xù)繁榮、惠及人類的總體福祉。 三、 持續(xù)探討國際與比較教育前沿 世界變化，教育就要變化，比較教育就要變化。比較研究需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當然，比較教育有很多其他的任務和使命，但其中一個核心使命就是持續(xù)探討世界教育發(fā)展前沿，因為只有了解、走進我們這個世界，我們才能從自己出發(fā)擁有這個世界。 我們把這種探索世界教育前沿的抱負，表述為“比較世界，服務中國”。這也是成立于1964年的華東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的初心。其任務就是探索當時對中國來說處于未知的世界教育，特別是西歐北美教育發(fā)展的前沿。這種探究前沿意識及其產(chǎn)出作品在20世紀80至90年代達到了一個高峰。這種前沿成果特別是關于國際教育思潮和課程教學的研究，使得華東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成為中國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發(fā)展和改革的策源地和動力源，推動著我國教育發(fā)展的不斷反思和現(xiàn)代化。 這里的國際教育前沿相當于國際教育發(fā)展的最新動態(tài)和邊界，是教育有所新發(fā)展、有所新突破的標志。美國人把“探究前沿”理解為一種“邊疆精神”（frontier spirit）：若是沒有一種邊疆精神，那么什么都不會發(fā)生，一切都會是老樣子，而且還會倒退。 正是出于這種邊疆精神，李其龍先生在新編《康德論教育》中，收錄了康德論啟蒙、論世界公民和永久和平等文章；黃志成先生系統(tǒng)考察了全納教育和弗萊雷的被壓迫者的教育學；趙中建先生率先系統(tǒng)研究了國際創(chuàng)新教育和STEM教育；高文先生編著了《學習科學的關鍵詞》。 當然，這些前沿探索并不是在國際教育花園中的隨意閑逛，這邊摘個葉子，那邊摘朵花，而是基于深沉的世界歷史發(fā)展感的有感而發(fā)�；蚴恰敖杷�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或是預言式的警告，或是未來的展望，但對教育改革都帶有基本性助益。 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當然還會秉持這種前沿意識和邊疆精神，勇于探索，為中國教育界提供一個又一個前沿作品。 在華東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六十耳順”之際，從2019年的“21世紀能力：中國與世界”叢書到現(xiàn)在的“國際比較教育前沿叢書”，是否意味著華東師范大學比較教育學的再次振興？這當然取決于國內同行的評價，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好地展示我們的前沿探索。 2023年11月28日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