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在那些已飽受不正義之苦的社會中，新冠病毒大流行讓不平等雪上加霜。最貧困的那些人往往正是最容易暴露于病毒的人。當那些勞動先鋒面對第一波大流行時，沒有口罩，沒有保護，面臨著無解的抉擇：要么冒著生命風險去上班，要么冒著失業(yè)風險自我防護。這些人里面包括了收銀員、護工和其他更多保障基本服務的工作人員。這些領域當中有千百萬不知名的人日復一日埋頭苦干，維持社會運行的物質基礎。

而社會其他階層當中，那些白領們，那些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他們的工作已經去物質化，可以在客廳的沙發(fā)上或度假別墅中召開一個又一個遠程視頻會議。他們當中一些人會在社交網絡或報紙上分享他們的居家封控體驗，描述在花園中度過的早晨有多么靜謐他們的世界遠離超負荷運轉的醫(yī)院，遠離被封控的狹小陋室，遠離持續(xù)營業(yè)的大型超市。

暴露于病毒的不平等由于應對病毒的不平等而雪上加霜�？傮w而言，最貧窮者享受到的醫(yī)療服務比最富裕者更差，就診程序也更加困難。這種社會梯度在貧窮國家中是顯而易見的，但在西方實際上也一樣。在美國，黑人出生時的死亡風險是白人的兩倍，這主要是由于非裔美國人母親受到的醫(yī)療照護比其他人要少。在擁有全民免費醫(yī)療體系的歐洲國家，貧窮地區(qū)擁有的醫(yī)療服務設施也往往更少。這種接觸病毒和接受治療的雙重不平等導致的后果無可挽回：在全球死亡率統(tǒng)計資料中，最弱勢群體所占的比例高到不相稱。

問題遠不止于此。大流行導致了一連串的企業(yè)倒閉和破產，毫不意外，工作不穩(wěn)定者、低收入者、非正規(guī)經濟中的工作者首當其沖。在法國最貧窮的10%人口當中，35%的人表示生活水平下降，是最富有的10%人口中有同樣感受者數量的兩倍。在美國，最貧窮的四分之一人口受到的失業(yè)沖擊是最富有四分之一人口的將近三倍。在這些最受沖擊的人群當中，女性所承受的比男性更甚，黑人與拉丁裔女性所承受的則比白人女性更甚。我們在此發(fā)現(xiàn)，社會、種族、性別等各層面的不平等相互交織。在幾乎不存在社會安全網的新興國家里，危機造成的不平等后果更加嚴重，現(xiàn)有的資料已經證明這一點。不幸的是，這些機制對于社會不正義現(xiàn)象的研究者來說早已是司空見慣。社會內部不平等的回歸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這種回歸并非不可避免，但當每次新沖擊(如大流行病、經濟危機、生態(tài)危機)到來的時刻，如果沒有采取預防措施，不平等就會通過如前所述的機制(暴露于病毒的不平等和應對病毒的不平等)而變本加厲。

要想理解并糾正這些不平等機制，就應該看看社會金字塔頂端在發(fā)生什么。在那里，有一種趨勢在2020年顯露痕跡。當二月和三月股市大跌之后，市場交易卻開始增長;當失業(yè)率暴增之時，紐約、法蘭克福的股市又創(chuàng)下新的紀錄。那些最富有的股東們的財富也隨之增長。就是這樣，盡管全球生產量在2019年底到2021年初創(chuàng)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的最大跌幅，福布斯排行榜上億萬富豪們的財富卻增加了3.8萬億歐元，漲幅達50%。正如同美國人所說，主街和華爾街之間橫亙著巨大鴻溝。

一場全球社會與生態(tài)危機

如前所述，這場公共衛(wèi)生危機加劇了世界各地的不平等：這是一場深刻的全球社會危機。那么為什么它還同時是一場生態(tài)危機呢?盡管新冠病毒的起源仍然不見謎底，但它很可能就是一種人畜共患病毒，即起源于動物界并傳播給人類。現(xiàn)在要想知道它到底是如何傳播給人的還為時過早，也許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答案。但毋庸置疑：新冠病毒是在某些動物種群中發(fā)展壯大的，比如自然棲息地受到人類活動威脅的蝙蝠。森林砍伐和地面人工硬化擾亂了這些動物的棲息方式，它們被迫逃離并尋找避難所。這些動物隨后與其他環(huán)境接觸，使得病毒傳播給人類。由此來看，新冠病毒大流行是一場有生態(tài)根源的危機。

無論新冠病毒的確切起源是什么，這場危機已經明顯地改變了我們與環(huán)境、距離和周圍事物的關系。在微觀層面上，這場大流行首先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改變了我們與空間的關系。封控禁足的那段時間重新定義了我們對內部和外部的體驗。在更大層面上，已經消失的國界被重新激活(尤其是歐洲)，交通工具全球化和商務旅行曾經將千百萬人從某一個國界的束縛中部分剝離，而這場危機又將他們重新捆綁回去。它還擾亂了供應鏈，提醒我們全球資源總有山窮水盡的一天，我們自己領土上的資源更是如此。它還提醒我們西方人，我們每天都在消費世界其他地方的一部分資源。口罩、消毒凝膠和疫苗在許多國家的持續(xù)短缺則讓我們注意到，在21世紀初人類社會相互依賴的程度有多深。這種資源短缺情況是由殘酷的實力對比導致的，并與國境內的資源管控有關，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但全球大市場的抽象化和洲際自由貿易協(xié)定曾經將其粉飾起來。因此，這場大流行促進了人們對全球生態(tài)制約的認識。用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Latour)的說法，它強迫人們痛苦地返回地球表面(retoursurTerre)。

未來的世界如何建構?

這場危機除了帶來一連串悲劇以外，也帶來了機遇。但我們仍然需要下決心去把握它。為此，我們首先要理解其中的關鍵：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不平衡在起作用，以及它如何與我們的經濟、政治、生態(tài)體制中現(xiàn)存的缺陷相結合?為什么近幾十年來的環(huán)境失調首先是個社會問題?為什么生態(tài)是社會不正義的一個新領域?全世界的社會和生態(tài)危機是如何造成的，社會又如何面對?本書旨在回答這些問題，它寫作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但其內容如今看來更加切中要害。

20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向現(xiàn)代產權制度的過渡，我們的社會從中沿襲來了一種癖好，選擇了不平等與環(huán)境危機：一方面是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不考慮分配和污染問題)，另一方面是公共領域貧困化而私人領域受益。我們需要好好剖析這個(或這一系列)選擇，以便了解如何在新冠疫情后、在環(huán)境限制下重建一個新世界。

當然，更好地了解政治選擇與當前產生混亂的原因并不足以解決問題。這些事件過后我們要怎么做?這幾行字落筆之時，我自己正處于兩類人之間：一方是崩潰論的擁躉，另一方則認為共享與慈善將取代商品化而急于宣布新世界的降臨。危機過后，人類社會可以變得更好，也可以變得更糟，沒有什么事先寫好的劇本。未來屬于那些懂得從過往中汲取教訓并且為一個真正的社會規(guī)劃團結奮斗的人們。

一個國家懂得在危機過后改弦更張的例子在歷史上不勝枚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帶來重創(chuàng)之后，歐洲國家重新團結起來，創(chuàng)建了全民社會保險，取消了戰(zhàn)爭遺留的債務(1953年倫敦會議)，以便投資于未來。再更久遠一些，美國通過重新定義市場與國家的關系，并且將商品領域重新嵌入（卡爾·波蘭尼語）政治領域，走出了1929年駭人的經濟危機。

還有離我們更近的例子：2002年至2004年的非典流行過后，韓國等國家和中國臺灣等地區(qū)懂得調整其應對危機的政策，對新的流行病建立起反應性極強的機構和操作模式。它們如今的成果證明了這是成功的。

但是，由于人們沒有吸取過去危機的教訓，由于掌權者對變革不感興趣，或是由于統(tǒng)治者對于如何實現(xiàn)變革未能達成一致，歷史上也存在著很多催生了其他危機的危機。日本在福島核事故十年之后仍然沒有在安全方面吸取全部教訓，仍然在依賴核能和碳能源，在實現(xiàn)能源轉型的努力上非常滯后。在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并沒有被深入探討。金融體系的監(jiān)管目前雖然有所改善，但深層問題揮之不去：底層階級收入微薄的問題在歷史上由來已久。新的債務還在繼續(xù)涌現(xiàn)，尤其是可能比次貸危機更不可承受的助學貸款債務。2008年以來，美國不平等的趨勢實際上正在惡化，經濟的危機已經催生了民主的危機，其癥狀包括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tǒng)以及政治辯論的高度極化等。

在本書中，我討論了擺脫當前社會和生態(tài)危機的必要條件。最首要的條件有賴于就此問題展開嚴肅研究，制訂社會轉型方案，不再把生態(tài)正義與社會正義這兩大目標對立起來，而是讓兩者成為統(tǒng)一、共同的社會規(guī)劃。要實現(xiàn)這個任務，社會科學和環(huán)境科學是最佳搭檔，還需要對不同社會的得失進行比較分析，各個社會貧富不一，但都在面臨不平等問題和生態(tài)制約的回歸問題。這一全球性跨學科的調查研究構成了本書的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