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AI啟示錄》最初的創(chuàng)作始于2012年夏天的一個夜晚，那時我還在倫敦工作，周末沒事就住到劍橋去。一天晚上，朋友帶我來到已經(jīng)四百多年的老鷹酒吧，要了兩杯啤酒坐到角落。他指著滿坑滿谷的酒客，說那里有好幾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然后又指向墻上的黑白照片，說諾獎得主克里克和沃森曾在這里宣告生命的奧秘你知道DNA雙螺旋嗎？他們就是在這兒宣布的。

酒吧里的科學家更像凡人，他們舉著杯大聲喧嘩、激烈爭論，甚至吵得炸須瞪眼。那一刻，我想，處于人類發(fā)展頂峰的科學圣殿，可能也和我們熟知的紙上江湖一樣，有著劍宗和氣宗的對立，甚至正教與邪教的水火不容，而他們都認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去的方向更接近人類的未來福祉。

于是我落了筆，一個宏大的故事框架出現(xiàn)在電腦屏幕上。我興奮地展開了創(chuàng)作，兩年后完成了初稿。但是，和我以前完成一部小說時不同的是，我并沒有收工的滿足感，反倒有無邊的忐忑我完成了一個有趣而絢爛的故事，卻似乎沒想明白到底要寫什么。

這是我第一次寫長篇有此感覺，宛如一個興奮地鉆進大山去挖金子的人迷失于荒野，為此深感慌亂。而忽然有一天，看過我這部小說初稿的著名出版人吳又在咖啡廳里問我，你覺得在未來一二十年，人類世界最大的科學事件會是什么？我稍加思索，說大概率是可控核聚變的實現(xiàn)，引力波研究的突破，分子生物工程的飛躍，甚至量子力學基本原理的突破。他搖了搖頭，說這些方面的突破很可能有個前提，那就是一場AI革命的到來，而它意味著一切。

那是北京霧霾肆虐的2017年，世界風起云涌，AI相關的話題從未停止，但能洞見一場革命即將撲面而來的人寥寥無幾。在他的建議下，我很快開始重構這部小說，一邊補上有關這個方向缺失的知識，一邊去更大的世界、更深遠的問題中尋找終極的答案。很快我就發(fā)現(xiàn)，要想找到這個答案，我必須先搭起一座未來之橋，推演出并不久遠的未來會發(fā)生什么。當這場AI風暴席卷世界，加速迭代的科技文明與日漸衰老的制度文明碰撞，會發(fā)生怎樣的撕裂和巨變？這場AI革命的核心解一個石破天驚的算法是如何誕生的？在對這種終極力量的爭奪中，權力又是如何表現(xiàn)的？當這個算法讓超級人工智能成為現(xiàn)實甚至走得更遠，我們曾想象過無數(shù)種可能的AI意識，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出現(xiàn)的？而那些在人類命運的樞紐上處于扳道工位置的人，他們又會作出怎樣的決定？

幾個月后，這本書的幾萬字大綱、情節(jié)線、人物線完成，這本書的名字也改為《AI啟示錄》。

當最為宏大的問題回歸到人，一切似乎都能沿著人性找到答案，但這也是此番創(chuàng)作中最令我癡迷和驚訝之處。因為隨著情節(jié)的推進，眾多的主人公都在漸漸偏離我最初的預設，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樣脫離我的控制如山的壓力之下，人性會出現(xiàn)一切可能。他們聰明絕頂、毅力非凡，明明對人類充滿了愛，卻一個個在AI編年史中血債累累。當一切痛苦、希望和意義都像歷史一般消散，冷寂的虛空里只剩下那句終極叩問的回音：我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這是人類的古老問題，卻是AI的第一個問題。

在艱難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的生活也經(jīng)歷著劇變。疫情期間的歐洲流浪，輾轉赴美的重重波折，寫作生涯的未有挫折，這一切或都影響著我筆下的世界。不知不覺中，我感到我和這本書，以及書中的主人公們之間產(chǎn)生了一道糾纏之弦，我造就了他們，而他們也在對我進行重塑。

頗為有趣的是，在我將書稿交給出版社沒多久，因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冷泉港亞洲的創(chuàng)始人季茂業(yè)博士，因為我在用AI生成式工具制作影片，他邀請我去參加冷泉港的藝術節(jié)一大群科學家自己的藝術節(jié)，并安排我拜見了96歲的詹姆斯.沃森曾在劍橋老鷹酒吧里宣布DNA雙螺旋結構的科學家之一。這位DNA之父高大魁梧，如此高齡，仍精神矍鑠，眼中精光四射。在和他私下交談中，我的思緒穿回劍橋的那個夜晚，想起酒吧墻上那張黑白照片，頗感冥冥中的神奇。

有關嗎？好像說不清楚；無關嗎？但它又像一個有趣的閉環(huán)。這番蹊蹺的奇遇，就像這本書中的主人公的經(jīng)歷一樣讓人難以置信。而更有趣的是，這些虛構的人物在我預測的未來世界中的演繹，正在一步步與今天的世道和劇變吻合，若未來他們的故事成了現(xiàn)實，那未必是我寫作的成功，而只能說是人類的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