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初年的遷都之爭，是不同都城觀念的一次交鋒。士大夫借助賦作，論及洛陽、長安的地理位置、都城營造、宮殿建筑及文化蘊含。這場遷都之爭強調了長安、洛陽的地理形勢有別，討論了長安和洛陽各自更適合作為都城的原因。

西漢定都長安，是將長安的山河險阻和土地肥沃作為明顯優(yōu)勢。比如杜篤就認為，關中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山河險阻等，是霸王衍功的有利條件。從經濟上說，沃野千里能夠保障都城的物資供給。從軍事上來說，可與守近，利以攻遠，是成就武功霸業(yè)的基礎。從政治上來說，定都長安可以富國強兵，建立強大帝業(yè)。因此，杜篤認為，都城選址要充分考慮地利，高度重視都城自身的防御能力。他明確主張遷都長安。

在班固的《兩都賦》中，西都賓認為，西漢初選址洛陽，隨后棄之，定然是洛陽不如長安，他將長安的險要地勢、肥沃土壤，作為西周興起、秦國強大、西漢興盛的基礎，認為經過了西漢經營，長安物產豐富，經濟發(fā)達，是東漢理想的建都之所。

在張衡的《二京賦》中，憑虛公子也夸耀西京，先引秦帝夢遇天帝、受金策而成帝業(yè)的傳說，又引劉邦入關中，五星聚于東井的天文奇觀，證明西漢都于關中，乃是天命。

杜篤、西都賓和憑虛公子，皆主張遷都長安。他們與西漢初年劉敬、張良定都長安的理由大體相同，考慮的是長安在軍事上的攻防安全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將地利作為都城選址的首要條件。

都洛派則認為東漢更重視文治，在洛陽實行的禮樂教化，是西漢所不具備的。他們強調洛陽禮制合乎周制，建筑不求闊大，但求儉省，講求中和、中度、中庸之美。東漢在政治上推行文治，在社會上形成禮樂教化，處處體現(xiàn)出周禮的雍容大度。

杜篤的《論都賦》寫了明堂、辟雍、靈臺，班固的《東都賦》篇末附《明堂》《辟雍》《靈臺》詩，歌詠東漢的明堂、辟雍和靈臺。東漢重要的禮儀活動常在三雍舉行，三雍成為東漢標志性的建筑。這表明東漢按照禮樂教化來治理國家，與西漢重視武功霸業(yè)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而言，洛陽成為王道政治的象征，禮樂教化的淵源，是推行周政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