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節(jié)選）

中國邊疆盡管以邊陲荒涼等詞的形式出現(xiàn)在古籍之中，且在古人傳統(tǒng)意識中與中國本根（指中原）對應被視為枝葉，但歷朝各代都十分注重對邊疆地區(qū)的經略，且邊疆治理與王朝興衰關系密切。新中國成立后，邊疆地區(qū)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顯。今天的中國邊疆學研究，一般按照研究對象分為陸疆和海疆兩大領域。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甘肅、新疆、西藏、云南、廣西等九省區(qū)被視為陸地邊疆，其面積占到了國土面積的61.8%，而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等的遼闊海域以及島嶼則被視為海疆的范圍。

國人對多民族國家中國邊疆的關注有著悠久的歷史，司馬遷的《史記》為邊疆政權和人群立傳開二十四史記錄邊疆人群凝聚和政權沿革之先河，不僅官方史書留下了大量經營邊疆的記錄，而且也有如《華陽國志》《蠻書》等眾多私家著述對邊疆政治格局演變與社會發(fā)展的記載。古人對中國邊疆的關注和記錄，雖然催生了邊疆概念的出現(xiàn)，但多數(shù)是服務于歷代王朝對邊疆的經略而進行的，因王朝面臨的主要邊疆問題而凸顯時代特征，嚴格來說并不具有當今的學術研究性質，不過卻為今天我們研究中國邊疆的形成與發(fā)展提供了基礎資料，故而有學者稱之為千年積累。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殖民勢力東來構建殖民體系，中國邊疆更是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而面對日本侵略所帶來的亡國滅種的威脅，經營邊疆、發(fā)展邊疆的呼聲不斷高漲，中國邊疆學中國邊政學等等提法也應運而生，但遺憾的是，進入新時代的中國邊疆研究雖然得到了社會各界、更多學科的關注，但尚未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目錄，中國邊疆學建設依然任重道遠。

當今的中國邊疆研究是在千年積累之上形成和發(fā)展的。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祁韻士撰著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西陲總統(tǒng)事略》等被視為西北輿地學的開端，同時也被視為當代中國邊疆學研究的萌芽。民國時期有了中國邊疆學中國邊政學等提法，但并沒有形成一個學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百業(yè)待興，研究對象的敏感性制約了中國邊疆研究的發(fā)展，1983 年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后，中國邊疆研究雖然迎來了又一次的研究高潮，但中國邊疆學作為學科概念被提出并做出學科概要論證則是很晚的事情。目前學界一般認為刊發(fā)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 年第2 期上邢玉林的《中國邊疆學及其研究的若干問題》是最早的專論。該文不僅明確提出了中國邊疆學概念，而且從中國邊疆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中國邊疆學的內涵與社會功能、繁榮中國邊疆學研究的主要途徑等不同方面對中國邊疆學學科建設做出了概要探討。進入21 世紀，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其實施，以及邊疆問題的凸顯，邊疆地區(qū)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等諸多問題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界的廣泛關注，構建中國邊疆學的呼聲更加日益高漲。但是，隨著民族學、政治學、法學、國際關系問題研究、社會學、哲學等諸多學科的學者積極參與到中國邊疆研究領域，在促進中國邊疆研究不斷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熱點和難點問題，甚至對于何為中國、何為邊疆，不同學科的學者在認識上也出現(xiàn)了嚴重分歧。

對以往的中國邊疆學研究狀況，有不少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總結，既肯定了以往研究的成績，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更有對中國邊疆研究學科發(fā)展的展望。其中厲聲、李國強主編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綜述（1989 1998 年）》分總論、東北邊疆史地研究綜述、北部邊疆史地研究綜述、新疆史地研究綜述、西藏史地研究綜述、西南邊疆史地研究綜述、海疆史地研究綜述等，從邊疆史地研究的角度進行了系統(tǒng)歸納與總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雜志在2009 年第3 期刊發(fā)了《60 年來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中國成立60 年來北部邊疆研究評述》《60 年來東北邊疆研究論衡》《中國邊疆與周邊地區(qū)關系史研究60 年》《60 年來中國歷史疆域問題研究》《邊疆史視野下西藏研究60 年》《西南邊疆史研究60 年的回顧與展望》《新中國海疆史研究60 年》系列文章，從不同區(qū)域對60 年邊疆史地研究的情況進行了系統(tǒng)評述。馬大正先生先后出版《當代中國邊疆研究（1949 2014）》、《當代中國邊疆研究（1949 2019）》對新中國成立至2019 年的中國邊疆研究做過系統(tǒng)總結。后者是對前者的補充，涵蓋統(tǒng)一多民族中國與中國邊疆、中國邊疆研究的千年積累和百年探索、中國邊疆研究第三次高潮興起前的準備（20 世紀50 70 年代）、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繁榮、當代中國邊疆調研的展開、邊政研究的持續(xù)與嬗變、對中國邊疆研究的理性思考、古代中國疆域理論問題研究、中國歷朝歷代邊疆治理研究、中國歷代王朝邊疆民族政策研究、 近代以來中國邊患與陸地界務問題研究、中國海疆史研究、中國邊疆研究史研究、第二次中國邊疆研究高潮研究、當代中國邊疆治理研究、 21 世紀中國邊疆研究發(fā)展大趨勢、 中國邊疆學構筑的探索等近二十個專題，可謂是對中國邊疆以往研究的系統(tǒng)總結。朱尖《守正與創(chuàng)新：中國邊疆研究進展初論》則在數(shù)據(jù)庫檢索數(shù)據(jù)資料分析的基礎上，從中國邊疆研究成果產出與特征、中國邊疆研究的知識體系、中國邊疆研究學術隊伍、中國邊疆研究的學術機構分析、中國邊疆研究的學術陣地分析、中國邊疆研究經典文獻分析、對中國邊疆研究進展的總結與思考、新文科背景下的中國邊疆學發(fā)展思考、關于中國邊疆研究成果數(shù)據(jù)分析的幾個問題等方面，對中國邊疆學研究及其相關問題做了系統(tǒng)探討。

上述論著除馬先生的著作之外，筆者組織和參與了其他論著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同時也曾經撰寫《新時代邊疆學研究的熱點與前沿問題》對新時代中國邊疆研究中的熱點和前沿問題做了探討。該文依據(jù)從中國知網(wǎng)得到的檢索數(shù)據(jù)，對近年來中國邊疆研究的前沿和熱點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認為：當前的中國邊疆研究雖然整體是熱點，但難點和前沿問題則表現(xiàn)在：（１）中國邊疆話語體系建構；（２）多民族中國形成與發(fā)展的理論解構；（３）東亞天下秩序的理論解構；（４）中國海疆的形成與發(fā)展；（５）治邊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６）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建設等六個方面。進而提出：中國邊疆學盡管還沒有被列入學科名錄，但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基礎上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其他學科學者的參與，這是中國邊疆學得以成為熱點的關鍵，也是中國邊疆學學科進一步形成和發(fā)展的基礎，我們需要客觀看待由此出現(xiàn)的分歧；在傳統(tǒng)的邊疆研究中，王朝國家觀念居于主導地位，而近代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民族國家理論成為主導思想，但是民族國家理論是否適合闡釋中國邊疆的形成與發(fā)展是值得學界關注的重大問題；不能從靜態(tài)的視角來關注中國邊疆，而要用動態(tài)的眼光審視中國歷史，觀察中華大地上的人群凝聚和演變，詮釋中國邊疆的形成與發(fā)展，只有這樣我們構建起來的中國邊疆學才能健康發(fā)展。

筆者上述文章發(fā)表已經過去了五年，從中國知網(wǎng)現(xiàn)有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看，以邊疆為主題詞檢索，可以得到20512 條論文數(shù)據(jù)，顯示邊疆研究依然是學界關注的熱點領域。這些論文涉及的主題主要是：邊疆民族地區(qū)（ 910）、邊疆治理（ 507）、云南�。� 480）、邊疆地區(qū)（ 463）、民族地區(qū)（ 449）、民國時期（ 429）、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 372）、云南邊疆（ 333）、俄羅斯（ 311）、東北邊疆（ 293）、濱海邊疆區(qū)（ 288）、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276）、國家認同（ 269）、中華民族（ 259）、民族團結（ 255）等。涉及的學科則有歷史學、政治學、民族學、經濟學、社會學、軍事學、考古學、國際關系等諸多學科。這些研究在上述六個前沿問題上似乎并沒有取得多大進展，而且在學科建設上又出現(xiàn)了新的分歧。

（1）中國邊疆話語體系建設。話語體系的建設既是中國邊疆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也是難點問題，更是前沿問題。中國邊疆話語體系建構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既要回答中國邊疆是什么的問題，也要解答中國邊疆是如何形成與發(fā)展的問題，更要對中國邊疆的發(fā)展方向等做出科學的理論解讀。而要回答這些問題，對中國邊疆屬性的認識固然是最基本的問題，但用什么理論與方法來指導我們的認識也是很關鍵的問題。

長期以來，歷代王朝史觀左右著學界對中國邊疆的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民族國家理論和歷代王朝史觀出現(xiàn)了結合的態(tài)勢，盡管1951 年開始的歷史上的中國大討論對歷代王朝史觀提出了嚴重質疑，但對于中國邊疆而言依然是被忽略的方面。正因為處于被忽略的境地，所以近些年來，流行在中國學術界的是拉鐵摩爾的邊疆理論，在中國知網(wǎng)能夠檢索到的提及拉鐵摩爾的論文有3834 篇，此外還有多部拉鐵摩爾的著作被翻譯為中文出版，這應該是其理論嚴重影響中國邊疆研究的寫照。國外學者對中國邊疆的關注實際上很早就出現(xiàn)了，而國內學者對中國邊疆進行研究的專門性論文在中國知網(wǎng)只能檢索到1402 篇，其中周平《我國邊疆概念的歷史演變》、張健《國家視域中邊疆與邊疆觀念的演變：內涵、形態(tài)與界限》、何明《邊疆觀念的轉變與多元邊疆的構建》等專論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總體來看涉及中國邊疆的論文較多而專門性論文數(shù)量依然偏少的情況并沒有改變。數(shù)量偏少自然是尚未得到學界應有重視的表現(xiàn)，但即便如此少的論文中，學者認識上的差異已經凸顯，顯示在一些重大理論和方法上學界依然存在認識上的較大差異。就具體認識而言，從近年來已經出版的論著看，突出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對邊疆概念認識上的差異，主要是利益邊疆、戰(zhàn)略邊疆、文化邊疆等與傳統(tǒng)邊疆認識的差異。利益邊疆、戰(zhàn)略邊疆是近年來學界尤其是經濟學、國際關系和軍事領域學者提出的概念，而文化邊疆則在民國時期即已經存在，關注的是邊疆與內地在文化上的差異。而傳統(tǒng)邊疆則是源自歷史學對邊疆的認識，一般是從中原王朝的視角認識邊疆。

二是所謂建構論與實在論的論爭。邊疆是人為建構出來的，還是實際存在的，這是政治學領域學界進入中國邊疆研究帶來的理論紛爭。如果上述對邊疆的界定體現(xiàn)著不同學科背景學者在切入視角上的差異，那么所謂建構論與實在論的爭論表面上看是對研究對象認知的差異，實則依然是源自對邊疆性質認知的不同。

由此也可以看出，構建中國邊疆話語體系才剛剛起步就在研究對象的認定上出現(xiàn)了嚴重分歧，邊疆學三大體系建構任重道遠。

（2）多民族中國形成與發(fā)展的理論解構。對多民族中國形成與發(fā)展進行理論闡釋，是構建中國邊疆話語體系的核心內容，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當下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也是正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觀的核心內容。長期以來，依托二十四（五）史構建起來的王朝國家話語體系盡管影響著國人對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fā)展的認識，但新中國成立后王朝國家話語遇到了質疑，尤其是20 世紀50 年代開始的歷史上的中國的討論代表著這種傾向。其后，盡管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上溯的觀點成為主流，但具體到一些認識對象上則難以確定明確歸屬，且存在嚴重分歧。尤其是歷史上存在但今天已經消失，且其活動區(qū)域分屬于我國和鄰國的邊疆政權，其歷史歸屬不僅我國學者和鄰國學者存在差異，就是我國學者內部也存在分歧。如在漢唐時期存在于我國東北及朝鮮半島北部的高句麗政權，其在668 年被納入唐朝版圖，唐朝在其活動區(qū)域設置安東都護府進行有效管轄，后安東都護府內移到遼東半島。高句麗的活動區(qū)域雖然是以西漢時期設置的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的范圍為基礎，但這一區(qū)域現(xiàn)在分屬于我國和朝鮮等鄰國。由此，高句麗的歷史是屬于中國史還是朝鮮史分歧較大。譚其驤先生雖然依據(jù)今天的國界給出了427 年前屬于中國史，427 年遷都今天平壤地區(qū)后即不再屬于中國史的界定，A 但這一認識并沒有得到各國學者的普遍認同，反而是受到了更多的質疑，各國學者之間乃至國內學者之間依然存在分歧甚至是嚴重對立。

2004 年發(fā)表的《傳統(tǒng)夷夏觀與中國疆域的形成中國疆域形成理論探討之一》，是筆者進行中國疆域形成理論研究的第一篇專論，2011 年筆者主編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雜志在舉辦學術討論會的基礎上推出了系列論文，其后筆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也出版了《從天下到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理論解構》，明確提出要拋開來自西方的并不適合闡述中國疆域形成與發(fā)展歷史的民族國家理論，從王朝國家向主權國家轉變的視角，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來概括多民族國家疆域形成與發(fā)展的軌跡。盡管這種提議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但相關研究的深入和理論闡述的完善，依然有待更多學者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