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節(jié)選）
程志敏

二

培根的自然哲學不是哲學的一個分支，也不是自然科學的代名詞，更不是理工科學生瞧不起的半吊子哲學，而是哲學本身。人們通常以第一哲學為人類思想的最高殿堂，在這個殿堂中，形而上學就是至圣的神。但培根這里的情況卻大不相同，自然哲學高于第一哲學，形而上學也不過其下屬的組成部分。這大概也是培根頗不受后世愈發(fā)形而上學化的哲學家們待見的原因之一。

在培根的學科分類中，自然哲學既是世俗學問中最高的知識，也是所有知識的基礎，它上面是自然史，再上面是物理學，再往上就是形而上學，但這還不是頂點，最高點乃是神的工作，即自然的綜合規(guī)律這已經(jīng)超出了人類能力的范圍。培根把哲學分為三個部分，形成三種不同的哲學：神圣哲學、自然哲學和人文哲學（human philosophy）。然后，他把自然哲學又分為兩部分，一是礦產(chǎn)，一是熔爐，相應地把從事自然哲學的人分為了采礦人（或開荒者），以及冶煉者，前者負責挖，后者負責加工提煉。轉用學術比喻，培根把自然哲學分為兩部分，一是探究原因，一是產(chǎn)生效果。前者包括物理學和形而上學（即后物理學），后者是實驗哲學或魔法哲學，尤其是一些實用科學（他那時就已經(jīng)提出了應用數(shù)學的概念）。

思辨和操作各有長處，也各有短板，不可分割，必須合二為一。培根痛心于前人的聰明才智大多浪費在沒有根基的思辨之上，故而刻意強調(diào)實驗和經(jīng)驗，沒有后者作為礦物原料，理論家就無法工作。因此，真正富有成效的自然哲學如一架樓梯，既能上，也能下：從經(jīng)驗上升到原因，再從原因或普遍的公理下降去指導新的實驗，如此循環(huán)往復，知識就如同滾雪球一樣不斷長大。

自然哲學既不能在看似崇高實則空疏的思辨中歸于無用，也不能急急忙忙尋求實用，而是展現(xiàn)為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過程必須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妄想一步登天，必須順著這個真正的階梯，沿著連續(xù)而未中斷的也沒有裂縫的梯級，從特殊的東西逐漸上升到低級的公理，然后到中級的公理，每一個都比前面的更高，最后終于達到最普遍的公理（《新工具》1��104）。所以他實在見不得那些僅憑幾條公理、幾個范疇就敢于包打天下的流行做法（這種現(xiàn)象至今未見稍遜）。

因此，培根意義上的自然哲學要求研究者回到自然，因為自然而非書本和權威才是真正走出知識迷宮的線團。培根在自己的著作中翻來覆去強調(diào)實事本身（resipsas），其實早已開創(chuàng)了現(xiàn)象學，盡管大概因為現(xiàn)象學更多地關注意識現(xiàn)象，后世的現(xiàn)象學家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培根。但意識現(xiàn)象在整個思想的對象體系中，其實微不足道。正如西方著名的培根研究專家所指出的，

對于培根來說，謙卑地瀏覽偉大的自然之書，意味著放棄在過分脆弱的概念和實驗基礎上構造整個自然哲學體系。

培根的自然哲學本質(zhì)上是實學，即對人類的生活有著實實在在的助益，而不是一曲微妙而誘人的塞壬之歌。自然哲學不是要控制自然，而是要在尊重或服從自然的前提下改造和利用自然，以改善人類糟糕的生存狀況。培根為此提出了一個頗受后人詬病的口號征服自然，但其含義絕非如現(xiàn)代人所理解的那樣。簡單地說，自然本身奧妙無比，深不可測，人類必須動用實驗手段才能理解它、接近它，從而利用它。

培根的立場接近《周易系辭（上）》所謂開物成務，也與荀子《天論》所謂制天命而用之心理悠同。為此，培根不惜引入飽受爭議的自然魔法來佐證自然哲學。培根本人對魔法沒有好感，畢竟中世紀和近代初期那么多關于魔法的著作充斥著迷信和混亂，其中的實驗也太隨意而輕浮，完全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zhì)。但自然魔法在古代并沒有虛妄和迷信之義，而是指自然智慧或自然理性運用，也就是解釋自然奧秘的重要手段。

三

但可惜的是，培根意義上的自然哲學一直都付之闕如，甚至西方一直都沒有真正的自然哲學，這個判斷現(xiàn)在看來似乎也沒有過時。培根指出，

迄今我們尚未發(fā)現(xiàn)純粹的自然哲學，有的都是遭到污染和腐化的：在亞里士多德的學園，受到邏輯的污染；而在柏拉圖的學園，則受到自然神學的污染；另外，在新柏拉圖學園，即普羅克羅斯和其他人的學園，則受到數(shù)學的污染。這只會限制自然哲學，而不是形成或產(chǎn)生它。但愿我們能從純粹的、無摻雜物的自然哲學中獲得更好的東西。（《新工具》1��96，何為譯，下同）

培根對西方哲學史過于苛刻。在他看來，中世紀經(jīng)院哲學家沉迷于只開花不結果的思辨，遠離了自然哲學，既無根也無益。而古希臘的著名哲人，尤其是三位頂級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培根看來也各有各的問題。培根對亞里士多德全無好感，對他的批判幾近惡毒，直接把他比作智術師。培根對柏拉圖雖然稍有好感（因此不少學者認為培根算得上柏拉圖式的哲學家，也有人認為他是尼采式的哲人），也無法接受柏拉圖混淆了哲學和神學。

培根并不否認哲學與神學之間應該具有的緊密關系，這是他與后世哲學家的最大區(qū)別，也是他不必為后人因分裂科學與神學所導致的各種災難負責的理由之一。但培根堅決反對哲學與神學或哲學與科學的雜糅，相反，他期望兩者保持自己的特色，守住自己的邊界，在相互的批評和支撐中共同前進，而不是完全混同或相互抵牾，互相拆臺。自然哲學的獨立發(fā)展不僅無損于宗教的地位，反而能消滅過度的迷信，從而讓宗教更為健康。反過來說，自然哲學的衰敗和缺失，必然導致迷信盛行。自然哲學并非宗教的敵人，而是其最重要的營養(yǎng)物，兩者合則兩利，分必皆傷，卻不能混為一體。

蘇格拉底被西塞羅譽為偉大的圣哲，因為他把哲學從天上喚下，并將其安置于城邦之中，甚至還把它導向家舍，又迫使它追問生活、各種習俗以及各種善和惡的事情。蘇格拉底轉變了哲學的關注點，讓此前的自然哲學讓位于道德哲學，通常被認為是哲學史上的巨大進步，尤其讓哲學更加關注人這個主體，從而為后世如笛卡爾意義上的我這種主體奠定了基礎。西塞羅這種概括失之簡單，畢竟蘇格拉底并非不關注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但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拉回人間之后，道德哲學變得愈發(fā)強盛，使人們的思想遠離自然哲學（《新工具》1��79）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人們爭論的只是如何理解這個事實而已。

培根沒有徹底否認蘇格拉底，他清楚這位圣人與智術師一樣都在宣揚道德哲學，卻與后者大不相同。培根更沒有哪怕絲毫忽視道德哲學對于人世的意義：培根的全部理想都在于提升人類的生存處境，他怎么可能認識不到道德哲學的重要性？培根的《論說文集》副標題就是Civill and Morall（民政與道德），實際上其所有著作，包括所謂的科學研究，都有濃厚的道德說教的意味，其《論古人的智慧》中的俄耳甫斯神話就是最好的例證。

頗為吊詭的是，培根猛烈批判蘇格拉底，卻在精神氣質(zhì)上與他遙相呼應，甚至可以說培根是在為蘇格拉底這位往圣繼絕學。培根強調(diào)自然哲學，也是要轉變?nèi)祟惖乃季S，讓人不再耽于高高在上的空疏思辨，能夠腳踏實地從事扎實而有益的研究。難怪黑格爾是說，我們可以借用西塞羅形容蘇格拉底的話來形容培根：他把哲學理論［從天上］帶到了世間的事物里，帶到了人的家里。只不過黑格爾的話不是贊美，而是批評。近人的評價則得更為中肯，培根的工作類似于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拉回地上，只不過培根不愿意為了道德和政治而完全放棄或犧牲科學。

培根這位新蘇格拉底也有深沉的救世情懷，他看到人類迄今為止還生活在極為糟糕的狀況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沒有真正的自然哲學，便動了惻隱之心，發(fā)下了菩提宏愿，打算救苦救難。他說：

我憐憫人類艱難的命運（humani generis miseratio）：他們四面八方都被無聊而無益的東西所包圍。要說我自己的意圖，我相信它們既切中肯綮，也遠離空疏而輕浮的迷信。我確信，我的意圖同樣具有這些特性：子孫后代也許能夠為滿足這些意圖增添許多東西，但他們會發(fā)現(xiàn)就這些意圖本身而言，已加無可加。

最后一句近似于我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狂妄與自信：圣人復起，不易吾言�！杜喔�著作集》的編者之一深刻地認識到，培根對人類痛苦的深切感受可見于其著作的每一頁。培根具體談到自己那種特殊意義上的自然哲學，

自然哲學的任務，本身也是其久遠而最崇高（nobilissimum）的任務，即在于修復或復興（restitutio et instauratio）那些朽壞的事物，以及（的確是在一個更低的程度上）保持住物體的現(xiàn)狀，并且延緩其解體和腐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