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版序

李雪濤

擺在諸位面前的這部《日本與德國：兩種戰(zhàn)后思想》是日本金澤大學法學系教授、專攻社會思想史和比較文學的仲正昌樹（1963 ）于2005年在光文社出版的文庫本。 我手頭上的這本是2009年的第4次印刷本。這部書從戰(zhàn)后責任國家形態(tài)馬克思主義和后現(xiàn)代四個方面，概述了德國和日本戰(zhàn)后思想的演變：這兩個戰(zhàn)敗國在很大程度上經歷了相似的歷程，但在關鍵點上仍存在明顯的差異。仲正對這些差異性進行了分析，反思了日本在戰(zhàn)后沒有像德國一樣進行徹底反省的原因。
自2004年我從波恩回到北京之后，由于工作的關系，同德國和日本的同仁有了較多的交往，每年也都會到這兩個國家進行交流。說實在的，多年來我一直想弄明白為什么日本的戰(zhàn)后反思不如德國深刻的原因。期間我也讀過很多相關的文章，但幾乎沒有一篇對這一問題做出過令人滿意的解答。直到后來讀到了仲正的這部書，覺得他的分析非常有說服力。

一
對于戰(zhàn)爭的認識一般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哲學家的層面，他們會從思想和歷史的層面對戰(zhàn)爭問題進行剖析；二是政治家的層面，通常是一種口號式的宣傳；三是普通民眾的層面，這主要與他們的經歷、教育體系以及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實際上我們所了解到的所謂對戰(zhàn)爭的認識，常常是各種不同層面思想錯位的結果。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教德語，課余的時候也在旅行社兼職，擔任一些德國旅行團的導游。那時我還沒有去過德國，對這個曾經的納粹國家的了解僅限于一些影視作品。記得有一次我跟一個旅行團的成員聊得很投機。第二天一大早，我跟他們打招呼時，模仿著電影中的鏡頭，右手行納粹禮口中開玩笑地說：Heil Hitler，那幾位溫文爾雅的德國人，見此情景都露出驚慌失措的神情。之后其中的一位長者語重心長地跟我說，納粹禮在德國是被嚴格禁止的。
后來我在德國留學期間，想找一本德文版的《我的奮斗》，但在大學的圖書館中沒能借到。幾經周折才在波鴻的一位德國朋友那里弄到一本，好像他也是從其他朋友那里輾轉借來的。我懷著緊張的心情，用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讀完了這本充斥著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極端思想的大雜燴。當我將書還給我的那位德國朋友時，他如釋重負地跟我說，他一直擔心會出什么事。
2015年希特勒身亡70年后，《我的奮斗》開始進入公共領域。2016年，慕尼黑-柏林的當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r Zeitgeschichte）出版了兩卷本的《我的奮斗》�？北荆℉itler,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2016）。我買了一本，但已然沒有了當年的閱讀熱情。只是偶爾寫作時需要引用原文的時候，才會查對一下。
上世紀90年代，我在德國留學期間，曾經多次去往德國北部的奧登堡（Oldenburg），拜訪我在波恩房東海因茨（Heinz）的父親。老人家向我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在蘇聯(lián)被俘的經過，以及在戰(zhàn)俘營的一些經歷。在敘述的過程中，他不斷地喃喃自語：如果當時元首沒有犯錯的話，蘇聯(lián)是必敗的。在他眼里，蘇聯(lián)士兵除了伏特加和女人之外，完全不具備軍人的職業(yè)道德。
而我在其他一些德國朋友家中做客時，也經常會在他們的起居室中看到他們已經去世的父親或其他男性長輩的照片。令我吃驚的是，這些照片上的人常常是穿著軍裝的納粹軍官和士兵。
在我的印象中，這些納粹的軍人都是嗜血如命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怎么可能跟我的朋友或同事聯(lián)系在一起呢？慢慢地我了解到，這些納粹的軍官和士兵，也曾是母親心中可愛的兒子，妻子眼中體貼的丈夫，孩子們想要對他撒嬌的父親……他們也都曾有一個溫暖的家，過著平靜的生活，直至他們應征入伍，成為了戰(zhàn)爭的犧牲品。在親情的鏈條中，他們當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
近年來我從事季羨林的留學研究，了解到他的博士導師瓦爾德施密特（Ersnt Waldschmidt， 18971985）也曾于1937 年 5 月 1 日加入過納粹黨，并于 1939 年 1 月 1 日成為反動組織納粹德國教師聯(lián)盟（NS-Dozentenbund）的成員。但他依然是一位杰出的印度學家、印度及中亞考古學家。
每一個生命都有其復雜性的一面。

二
上世紀90年代我在國內一所高校任職的時候，認識一位名叫吉武百合的日本同事，她曾經給中曾根康弘（19182019）首相做過翻譯。因為她的先生吉武正幸曾經在我的老家徐州生活過，并且會說德語，所以我們的關系走得比較近。有一次我們一起吃飯聊天，吉武先生說他父親曾經是鐵路工程師，在徐州為日本軍隊服務。他講到當時徐州的冬天特別冷，黃河故道全都結上了厚厚的冰，孩子們常常會在上面抽陀螺。吉武先生說，他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日本的侵略給中國帶來了如此深重的災難。而日本的教科書直到今天都沒有這段歷史，這不能不令人感到萬分遺憾。在書中，仲正昌樹提到，即便到了戰(zhàn)后六十年的2005年，還有一些東京大學文科專業(yè)的學生誤認為在二戰(zhàn)期間日本是與美國一起對抗德國的。（第4頁） 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戰(zhàn)爭結束后不久，東西方冷戰(zhàn)局面形成，于是盡管日本和德國不久之前還是敵人，但它們很快被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陣營，作為西方國家實現(xiàn)了高速經濟增長。（第5頁）這也是為什么當代日本的大學生會誤以為日本和美國從來就是一個陣營的緣故。
在日本，反戰(zhàn)和平派（左）與保守愛國派（右）直到今天還在各種媒體上展開大辯論：反戰(zhàn)和平派認為日本至今沒有對過去的侵略戰(zhàn)爭充分反省，而且正在走上危險的道路，保守愛國派則認為如果一直自責，那么日本將無法回歸真正獨立的國家。（第3頁）
仲正在書中提到，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終戰(zhàn)、戰(zhàn)敗六十周年。這一年從年初開始，日韓之間圍繞戰(zhàn)后補償?shù)耐饨徽勁小�NHK改編慰安婦節(jié)目、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竹島爭端（韓國稱獨島）、中國民間抗議日本的游行，以及憲法修正等一系列前哨戰(zhàn)持續(xù)不斷，引起了相應的熱議。（第4頁）可惜漢語學界對這些討論所知并不多，這與我們較少引進日本關于戰(zhàn)后反思的著作有很大的關系。

三
中國和韓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東亞的最主要受害國，在日本認罪的問題上，他們經常拿德國與之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是：日本沒有像德國一樣對自己的過去徹底反省。仲正認為，德國對納粹時代的戰(zhàn)爭罪行進行了徹底清算，并實施了各種戰(zhàn)后補償政策，這種積極努力克服過去的做法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而日本由于在戰(zhàn)爭責任上態(tài)度曖昧，依然無法獲得中國和韓國的信任這種觀點在日本國內時常被提及。（第5頁）將德國作為克服過去的理想模式的主要是那些專門研究德國歷史、德國思想、德國文學、德國政治等領域的自由主義左派知識分子。他們在強調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的非人性后，介紹戰(zhàn)后德國為防止再次犯下這樣的錯誤而做出的真誠且系統(tǒng)性的努力，從而突顯出日本（政府）在對鄰國的侵略戰(zhàn)爭問題上試圖回避道歉的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第5頁）
對于這些左派的德國模式論，右派也會提出反駁的觀點：其一是日本沒有像納粹那樣實施計劃性的種族滅絕大屠殺；其二是德國的道歉并非出于純粹的道德，而是在國際局勢中考量自身國家利益后展開的戰(zhàn)略性外交。（第56頁）日本著名的尼采專家、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運動的核心人物西尾干二（1935 ）既肯定德國文化方面的古老優(yōu)良傳統(tǒng)，同時也強調政治方面的現(xiàn)實主義狡猾性。除了尼采的著作外，西尾還將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著作翻譯成日文，并出版了七十多部作品和三十多部譯著。
仲正提到，他本人的專業(yè)是德國現(xiàn)代思想史，在我認識的人當中，自由主義左派人士相對居多，而且我本人也樸素地相信對過去的反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與西尾的反駁涇渭分明。然而，自由主義左派的德國模式論中有些觀點過于理想主義，讓我感到難以接受，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在開展外交時只考慮反省和博愛精神，而不考慮國家利益。（第67頁）
仲正認為自由主義左派的僵化態(tài)度略顯狹隘，也不認為右派人士堅稱的德國不能成為日本戰(zhàn)后責任論的模范有什么道理，他提出了一種分別對待的方式：作為日本清算過去的參考，學習德國一直以來的做法是具有一定意義的。然而，這并不是因為德國比日本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更真誠地反省了過去的錯誤，而是因為日本和德國在被追究戰(zhàn)后責任的內涵上有所不同，戰(zhàn)后所處的情境也有很大差異。（第8頁）
仲正認為，德國之所以真誠地反省過去的錯誤，是出于一種被迫無奈：德國處于歐洲東西冷戰(zhàn)的前線，經歷了長達四十年的分裂，在與其他西方國家改善關系時幾乎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不同于德國，日本之所以敢我行我素的原因，仲正也做了分析：盡管日本也參與了東亞冷戰(zhàn)，但與中國、韓國、越南不同，日本沒有經歷國家分裂或直接軍事對峙。美國在東亞未建立類似北約的集體安全機制，而是通過單獨的安全保障條約與各國合作，因此無需明確日本在同盟中的定位，也無需創(chuàng)建日本與周邊國家和解的框架。（第8頁）
那么，德國就沒有值得日本學習的地方了嗎？仲正認為，如果德國在特定環(huán)境下，能夠在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同時，在清算過去方面獲得比日本更高的評價，那么這種選擇模式從結果上來看是合理的。即使這些選擇可能只是在緊急情況下的權宜之計，但只要取得了一定成果，那么研究每個關鍵時刻背后的德國式思維便具有重要意義。（第9頁）這其實是作為德國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者的仲正從學生時代就開始思考的問題：以清算過去為中心，嘗試比較德國和日本在過去六十年間的戰(zhàn)后思想。（第9頁）此外，他也特別希望通過與德國進行對比，盡可能具體地闡釋日本一直對自身過去的態(tài)度曖昧不清的原因。（第10頁）

四
1945年由聯(lián)合國為德國的軍事審判制定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中的第六條，以及為日本的審判制定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中的第五條，規(guī)定了三種應受審判的罪行：破壞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戰(zhàn)爭罪（war crimes）和違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第17頁）但日本的戰(zhàn)犯們并沒有根據(jù)具體罪名被判定有罪或無罪，而是被綜合地追究責任。在判決書中也并沒有使用違反人道罪這個詞。因此，日本是否犯下了反人道罪，對外沒有明確的結論。（第21頁）
違反人道罪最初是針對計劃性滅絕特定群體的行為設定的，如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因此，日本對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的殖民統(tǒng)治以及同化政策并不適用于該罪名。雖然強征勞工和慰安婦問題可能涉及奴隸化罪名，但在戰(zhàn)后并未被聯(lián)合國提起。731部隊的人體實驗屬于違反人道罪的范疇，但未被聯(lián)合國審判或日本司法追究。
與德國明確追究違反人道罪并進行國家賠償?shù)拇胧┫啾�，日本對類似罪行的責任追究和賠償未得到實施。日本政府在相關審判中常以明治憲法的國家無答責原則為依據(jù)，認為國家行為合法，無法追責，法院也認可這一觀點。然而，違反人道罪在國際法中具有強制性，不應受到國家主權和禁止事后法原則的限制。仲正認為，日本法律界對這一罪名的接受度較低，這導致保守派知識分子認為日本與德國在戰(zhàn)爭罪行的追究上有本質不同。這種看法雖然片面，但德國因懲處了違反人道罪而改善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表明這種外部強加也帶來了積極的后果。
戰(zhàn)后德國和日本在戰(zhàn)爭責任上的不同看法，在仲正看來都可以通過一個比喻來清楚地說明（盡管這個比喻不論是從左翼還是右翼的角度都會受到批判）：德國就像是一個因犯下極其嚴重的罪行而被徹底追究的原大惡人，最終對善惡有了更深刻理解；而日本則像是一個罪行相對不那么明顯的原小惡人，只受到部分追責，因此在善惡標準上形成了不徹底的認知。（第23頁）

五
仲正認為，德國和日本在探討普通國民對戰(zhàn)爭責任的態(tài)度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一討論對于兩國的政治文化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在德國，作為討論國民戰(zhàn)爭責任先驅的實存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奠定了之后的基本框架。由于雅斯貝爾斯的妻子是猶太人，他在1937年被剝奪了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的職位，并被禁止發(fā)表任何言論和出版任何著作。他在戰(zhàn)爭結束后不久的1946年初在海德堡大學開設了題為《罪責問題》（Schuldfrage）的講座課，展示了他對這一問題的基本思考。（第24頁）
雅斯貝爾斯在討論德國二戰(zhàn)后的責任問題時，強調了對罪責進行細致區(qū)分的重要性。他對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領導者的刑事罪責表示肯定，認為這是正義的體現(xiàn)，但對占領當局強加給德國全體國民的集體罪責感到不安。他認為，這種強迫性的方法可能會阻礙個人對自己罪行的反思。
雅斯貝爾斯反對集體罪責（Kollektivschuld）的概念，認為應當避免將所有罪行統(tǒng)一歸咎于整個國民，因為這會模糊每個個體所承擔的具體責任。他主張每個個體應主動思考自己的罪行，并提出了四種罪責的概念：刑事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和形而上的罪責。
根據(jù)雅斯貝爾斯對個人可能承擔罪責內容的明確化，懲罰戰(zhàn)爭罪犯、向受害者提供賠償與進行道德和宗教上的反省是不同的，不能混為一談。在關于日本戰(zhàn)爭責任的爭論中，左派認為必須先進行反省才能改善與鄰國的關系，而右派則認為反省會導致巨大的經濟負擔。仲正認為，反省是個人內心的事情，不能通過政治手段強制實現(xiàn)，因此雙方的爭論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之上。即便通過強制手段實現(xiàn)了所謂的反省，也是沒有意義的。仲正寫道：這種無謂的混亂之所以仍在繼續(xù)，可能是因為戰(zhàn)后日本缺乏像雅斯貝爾斯一樣能夠為辯論提供清晰思路的思想家。（第27頁）
仲正同時提到了1985年5月20日，時任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總統(tǒng)的馮魏茨澤克（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cker， 19202015）在德國戰(zhàn)敗四十周年紀念日發(fā)表的題為《荒野四十年》的著名演講荒野四十年在《舊約圣經》中，指摩西和以色列民族因未能忠實遵守上帝的戒律，不得不在進入迦南之地前在荒野游蕩四十年。他希望自己的同胞坦誠面對德國在納粹時期的罪行，特別是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強調了德國作為加害者的責任。他呼吁德國人要以尊嚴和責任感面對過去，并從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他雖然承認歷史責任，但像雅斯貝爾斯一樣主張個人的責任和罪行應該得到區(qū)分。最終他強調與鄰國和解的重要性，呼吁在歐洲建立和平、民主和人權的基礎上共同生活。仲正認為，雅斯貝爾斯和魏茨澤克在將法律與政治罪責的解決與個人內省分開處理時，展現(xiàn)了一種既基于基督教神學背景又非常務實的策略。盡管有深諳德國情況的日本左派人士認為，這種務實背后可能隱藏著德國式的狡猾，但仲正認為這種狡猾正是日本人應當學習的。（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