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中華傳統(tǒng)法律文化研究不斷深入和拓展的時代背景下，劉曉林教授的《秦漢至唐律令立法語言論要》即將出版發(fā)行。這是一本無論在法律史研究還是法理學研究中都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精品之作。 中華法律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法治文明源遠流長、中華法系獨樹一幟，其中的立法文化、立法文明、立法技術具有鮮明的標志性。作者選取秦漢至唐律令立法語言進行研究，折射中國古代高超的立法技術和深邃的法理底蘊。作者認為，秦漢律令是中國古代法和中華法系有跡可尋的源頭，具有鮮明的原創(chuàng)精神與高超的立法技術；唐代律令尤其是《唐律疏議》輻射東亞、歷史久遠，被日本學者池田溫譽為東方法制史樞軸。

秦漢至唐法制發(fā)展一脈相承，以律典和令典為支柱、以律令格式為法律形式的律令體系至唐臻于完備。唐律及其律疏在中國法制史、東亞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居于無可置疑的巔峰地位。正如外國學者所評價的：在當時世界上，達到像唐律（及律疏）這樣發(fā)達程度的法典一部也沒有。即使被稱為中世紀西歐劃時代法典的《加洛林納法典》，也比唐律晚了九百年，且發(fā)達的程度也遠不如唐律。甚至19世紀西歐的刑法典，與其相比也未必增色多少。無論是在世界上還是與如今的刑法、行政法典相比，它（唐律疏議）都擁有毫不遜色的完成度。研究中國古代法如何從初創(chuàng)走向成熟、進而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秦漢至唐律令立法語言論要》所選取的秦漢至唐顯然是不能忽視的關鍵階段與核心要素。 語言是表現(xiàn)法的符號，立法者須通過語言文字才能準確反映國家意志，表達立法者關于什么樣的規(guī)則應當成為人們一體遵行的行為規(guī)則的態(tài)度和要求，并把這種要求形成文件傳遞出去。語言進入立法領域形成法言法語，就產(chǎn)生了立法語言法律語言等概括性范疇，對立法語言、法律語言的研究也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正如英國法學家麥考密克說所：法學其實不過是一門法律語言學。與日常語言比較，立法語言具有表意穩(wěn)定、嚴謹周密、邏輯清晰等特征，是法律制度與法律體系發(fā)展、演進最為基本的載體，也是法治文明延續(xù)、傳播的媒介。一方面，立法語言對于法學研究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所有的立法活動及其成果都以語言文字為載體，因此，從語言的角度考察法律規(guī)范、法典、法律體系是一項非常必要且極有意義的工作。另一方面，以立法語言為路徑對中國古代法典與法律體系展開研究，進而提升至對中華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華法治文明的關注，也是文獻與史料有限的前提下開展有效研究的最佳選擇。立足現(xiàn)有文獻，通過觀察、描述典型立法語言的基本形態(tài)，逐步勾勒法律體系的整體特征，進而深入挖掘其中的法理及其背后的文化根基和文明體系，是不斷深入研究的有效路徑，《秦漢至唐律令立法語言論要》所選取的律令立法語言顯然是極為恰當且無法替代的有效切入點。

《秦漢至唐律令立法語言論要》的意義當然不局限于對法律、法典、法律體系的研究，而是借助立法語言研究而激活中華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普遍有益、飽含精華、可為今用的概念、命題、論語等思想資源。正如劉曉林教授在書中提到的，這是偉大時代賦予中國法律史研究者的歷史使命，也是當代法學研究者要著力攻克的重大時代課題�！肚貪h至唐律令立法語言論要》立足簡牘秦漢律令、碑刻法制文獻、敦煌法制文書等出土文獻，綜合利用傳世文獻尤其是《唐律疏議》等傳世法典，以律令立法語言切入，針對中國古代法制發(fā)展史上最為重要的階段展開深入研究，尤其是對立法技術、慎刑觀念、具體罪名、法律責任、定罪量刑的基本原理及其實踐價值展開集中探討，并在附錄中對《唐律疏議》與中華法系的形成、特征、影響與意義作出了較為系統(tǒng)的梳理。這是本書在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推進中華法治文明復興方面值得充分肯定的貢獻。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持續(xù)時間最久的文明之一，也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上長期居于優(yōu)勢地位的文明。中華法治文明是中華原生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探索自我治理的經(jīng)驗凝聚與智慧結(jié)晶。中國古代法制源遠流長、底蘊深厚、內(nèi)涵豐富、精辟深邃，在五千多年未間斷的演進歷程中積淀了博大精深的法律文化并以其獨特的理念和技術塑造了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先人們早就開始探索如何駕馭人類自身這個重大課題，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我國古代法制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智慧和資源，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中華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時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議》是代表性的法典。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中華法治文明都代表著人類法治文明的最高水準。中華法系及其代表性法典持續(xù)而深刻地影響著周邊國家、地區(qū)法律文化的形成。以《唐律疏議》為基礎，以律、令為主要支柱的獨特法律體系挾唐王朝的強勁位勢而影響了此后各朝和周邊各國的歷史進程。當時東亞細亞諸民族，皆宗唐朝，并朝賀之。在吸收其文化之中，模仿唐朝體制，作為自己國家建設，寄予希望；而唐朝國家體制的基本，即為法體系，所以繼受其法體系，付之施行，其結(jié)果以樹立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作為他們的理想。 中華法治文明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其中蘊含著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法治文明的根脈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nèi)涵與獨特優(yōu)勢。需要指出的是，中華法律文化、中華法治文明及其制度化法典化表達，在形態(tài)結(jié)構(gòu)、理論體系等方面與現(xiàn)實的法治實踐存在明顯的時空間隔，當中的有益要素難以直接展現(xiàn)。但是，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堅持兩個結(jié)合、在適當?shù)姆秶鷥?nèi)、以恰當問題切入，便可以展現(xiàn)中華法律文化、中華法治文明及其制度表達在概念、原理、精神等方面無與倫比的成就，彰顯中華法律文化和法治文明的民族性、社會性和穿越時空的普遍性。就此而言，《秦漢至唐律令立法語言論要》在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nèi)涵等方面進行了獨具特色的、頗有價值的探索。當然，對于推動雙創(chuàng)、推進兩個結(jié)合、建構(gòu)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等重大時代課題來說，書中所做的工作只是階段性的，仍有很多問題尚待深化研究。期望曉林教授繼續(xù)努力、深入研究，為推進中國式法治現(xiàn)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法治文明做出能夠代表中國法律史學科的理論貢獻。

張文顯

2025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