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我國十分重要的一種文獻門類，有著悠久的歷史，其編修工作可以上溯至秦漢時期。然而總結其理論，使方志學從傳統(tǒng)歷史學范疇中脫離出來，形成一門單獨的學問，卻是近代的事情。其中，做了奠基工作的，公推清代中期的著名史學家章學誠。章學誠站在學術史的角度來論史，提出了六經(jīng)皆史的觀念，擴充了史學的研究范圍。而在方志研究上，他基于豐富的修志實踐，結合自己的史學理論創(chuàng)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志學理論。他強調(diào)志屬信史方志乃一方全史，明確方志在史學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立三書、定四體等一整套修志的體例和法度，又倡導在州縣專立志科以推進修志事業(yè)�？傊�，章學誠是方志學研究上繞不過的一個重要人物。梁啟超稱道他：能認識方志之真價值，說明其真意義者，莫如章實齋。
章學誠之后，方志學在民國時期草創(chuàng)并蓬勃發(fā)展。自梁啟超于1924年提出方志學這一概念后，不斷有學者深入開展方志理論研究，如黎錦熙、吳宗慈、傅振倫、王葆心、李泰棻、瞿宣穎、甘鵬云、壽鵬飛等，他們或考證舊志，或從方志性質、源流、體例、編纂方法等角度研究方志理論，并對方志學的學科體系進行了初步探索。在當時的史地雜志和各省圖書館館刊上，如《禹貢》《學風》《地學雜志》《浙江圖書館館刊》等，多可看到這一時期豐富的方志學研究成果。另外，各省紛紛組建通志館，編纂各地新志，20世紀30年代成為民國纂修新志最盛的時期，而當時學者們對方志學的研究成果也多有反映在這些新修的方志中。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直到改革開放前，方志學的理論研究與方志修纂處于艱難探索時期，進展緩慢。1980年2月，國務院指示各地：編史修志，為歷史研究服務，隨后各省及省會城市競相成立史志編委會或修志機構。中國地方志協(xié)會、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也很快成立，在其指導下，首輪修志在全國范圍內(nèi)系統(tǒng)展開。為了配合修志工作實踐，方志學的理論研究勢必要深入進行。在1996年第二次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上，大力加強方志基本理論研究和方志編纂學研究被重點提了出來。因此有不少方志學專家學者如劉光祿、來新夏、黃葦、倉修良、林衍經(jīng)、洪煥椿、邸富生、林正秋、陸振岳、巴兆祥等，投入到方志學的研究中。他們從對方志源流、性質、作用等基礎理論的探討，發(fā)展到對體例、結構、篇目、文體、文風、志種、資料工作等方志編纂理論的總結，以及對志書質量標準、方志學學科體系等問題的討論，并延伸到志書的資料性、學術性、文獻性、著述性、整體性研究等多方面。由此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不少優(yōu)秀的方志學理論著作。這些理論著作不僅對當時的普編修志工作提供了極好的學術指導，也間接地培養(yǎng)、造就了一批方志學者和修志人才，使得這一時期方志學呈現(xiàn)一派繁榮發(fā)展之勢。
今年是方志學這一學科名稱提出100周年，全國第三輪修志也已陸續(xù)啟動，上海通志館聯(lián)合我社策劃了這套方志學名著叢刊，通過遴選上述方志學重要發(fā)展期出現(xiàn)的優(yōu)秀的、影響廣泛的方志學著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修志事業(yè)提供一些基本參考書，助力新時代的方志工作者和研究者不斷推陳出新，推動方志學科的不斷向前發(fā)展。

上海通志館、上海書店出版社
二〇二四年五月
重視。
這部著作是 20 世紀 70 年代以后，應迎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世界又一次興起了中國熱的產(chǎn)物。 以漢字為 代 表 的 華 夏文化，和世界各國，尤其東亞各國，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有關氣的思想，滲透、影響到了周邊各國。這在日本文化中尤為明顯。正是基于此，日本學者在對中國的基本哲理概念，比如理、性、氣、公、私等研究的過程中，特別著眼于氣，可以說在全球的漢學領域，進行了獨創(chuàng)性的研究。這是一部嚴謹?shù)膶W術論著，并非任情的隨筆漫談。全書收羅廣博，材 料豐富，注釋詳明，以便復按；為研究氣這一概念，建立了理性分析的基礎，可作為進一步展開的基石。
這部著作中譯本的出版，是我國改革開放后，學術研究面向世界的產(chǎn)物。 關于當時出版的經(jīng)緯，在中譯本序中已略有涉及，不再贅述。眼下全球激蕩，風云變幻，倘若我們?nèi)詧猿置嫦蚴澜绲母母镩_放，不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話；那么，在讓世界準確地理解中國文化的深層要素，理解中國文化的表述方法的同時，我們也應了解世界如何認識華夏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何看待我們的思維方式。 如此雙方方能不斷加深交流。 本書收輯了氣在歐美，拉丁文字圈，英、法、德語中不同場合的不同翻譯，這樣就為不同文明圈的文化溝通、交流，提供了理解的通道。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顯然受到了當時世界 上 興起的范疇學理論（categories; category theory）在語言學、社會科學領域展開的影響。中國古代也有對哲學概念的研究，宋代陳淳的《性理字義》、清代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還有清代王建衡的《性理辨義》等著作，分析的角度和研究的方法，和這 部 書相比較，差異自見。所以，本書在研究 方
法論的角度，也為我們提供了借鑒。
我想，以上或是本書可以存在的理由。這部書的翻譯出版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當時得到了編著者山井涌、福永光司、戶川芳郎諸位先生的贊許和熱情鼓勵、幫助。出版以后，日本的媒體對此做了采訪報道，歐美港臺和國內(nèi)的許多學者也都加以關注。幾十年來，歷經(jīng)多次重印，這次 新 版，或可為關心此問題的讀者，提供一些方便。
四十多年過往，今日回首，記起稼軒詞曰：可惜流年，憂愁風雨，
樹猶如此。（《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深感確如其言。
本書的作者，即使當時年輕的，都已年過古稀，大多退出了學術研究舞臺，不少也已經(jīng)仙逝。但他們的音容笑貌，時在筆者眼前閃動。
在新版之際，筆者根據(jù)所知的情況，對他們的現(xiàn)狀略作補充，供讀者參考，也是對他們的感懷。
在新版的出版過程中，上海書店出版社領導和年輕的編輯呂高升、胡美娟，花
費了不少精力。 記于此，略表由衷感謝，同時也留作存念。
是為新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