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雞鵝巷到大方巷

1949 年的春夏之交，我的父母從蘇州參加了第三野戰(zhàn)軍后勤政治部文工團，來到了古城南京。聽父母說，開始他們住在雞鵝巷53 號，俗稱戴公祠。

戴公祠就是軍統(tǒng)最初發(fā)家的地方，原來是胡宗南第一師駐京辦事處。1931 年，戴笠只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連個像樣的辦公地點都沒有，用一句南京話說：不成猴子耳朵。他的拜把子兄弟胡宗南就把雞鵝巷的一處房產(chǎn)讓給他，這是一處兩進的院落，前院送給戴笠聯(lián)絡組，白天當辦公處， 晚上這些人就打地鋪，橫七豎八地睡在上面。后院是戴笠家屬的住所。前后不插門。1946 年3 月17 日，戴笠在岱山摔死以后，這里就成為紀念戴笠的戴公祠。

解放軍進城后，第三野戰(zhàn)軍后勤政治部文工團就褫奪了戴公祠的房子。聽我媽說，他們住進來時，廳堂里還供著戴笠的大照片和蔣介石題寫的挽聯(lián)，被他們當垃圾隨手扔了出去。

戴公祠里的文工團男女團員十幾個人都睡在一間大屋里面，打地鋪， 中間有兩條白單子拉著。了一天的年輕人，擋不住青春的躁動和口水仗。

一年后穩(wěn)定下來，結過婚的人可以搬出來住。爸媽被分配在城佐營居住，一年后就有了我。當時文工團分成若干小分隊要下部隊和工廠慰問演出，我在半歲時就成為保育院資格最老的一員。

1953年，三野后勤政治部文工團解散，我爸媽又被調去華東軍區(qū)解放軍劇院工作。我們家搬到明故宮教練場，就是后來的軍區(qū)體工隊所在地，那時明故宮東、西兩邊還沒有開路，規(guī)模比現(xiàn)在大得多，里面有一排排上面是半圓形鐵皮頂?shù)暮喴追孔�，�?jù)說是日本人建造的馬房，被稱作鐵皮房。經(jīng)過改造，中間是個長長的過道，兩邊隔成一家一戶的小間。窗子極矮，只有一米多高，大人一邁腿就可以進出。那年夏天，我二弟剛出生，滿身滿頭都是膿頭毒痱子，像癩蛤蟆一樣。

出了教練場，往右一拐，就是我后來的工作單位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宮殿建筑，當時叫西宮，左手出來一里路也有相同的仿古建筑，叫東宮，即后來的南京軍區(qū)檔案館。

馬路對面就是明故宮機場。在教練場就能看到飛機的起落，三歲的我在大院里玩耍時，只要聽見飛機引擎巨大的轟鳴聲，便嚇得雙手抱頭，哭著喊著往家跑，鉆到床底下不出來。

1955年，解放軍劇院易名為南京軍區(qū)前線話劇團，從教練場搬到大方巷14號，我們家也搬到五條巷6號，大人們管這里叫六號門。紅洋瓦小樓房，三樓有老虎窗，每家一兩間房，整個院子其實就是一大家子，你家我家隨便串，就跟自己家一樣。

大方巷14號位于五條巷口斜對過，前線三個團都在一棟南北走向的長長的三層大樓里：南頭是話劇團，中部是歌舞團，最北頭是歌劇團。話劇團大樓外左手有一個邊門，出去就是軍人俱樂部電影院。歌劇團樓外就是軍人俱樂部的露天劇場所在地。歌舞團的小學員經(jīng)常在俱樂部的草坪上下腰抬腿，我就見過后來差點嫁給了林立果的張寧在那里練功。

只要到晚上，話劇團傳達室門口就圍著一群野孩子，眼巴巴地看著我們自由出入，還有的跟著我們往里混，但總被傳達室老倪伯伯提溜出來。

軍人俱樂部在民國時期是國民政府立法院所在地，大門開在中山北路上，門牌105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為軍人俱樂部。那里是軍人和前線三團孩子們的天堂，里面有展覽室、小賣部、照相館、室內球場、網(wǎng)球場、游泳池、溜冰場、露天劇場和室內電影院。大門口有士兵站崗，市民是進不去的。夏夜，我們最大的樂趣是去露天劇場混看電影，白天去撿撕了半拉的票根，每個發(fā)小手上都有五顏六色的一沓子票根，下午放學后便去票房看售票員賣什么顏色的票，向發(fā)小們發(fā)布消息，于是大伙不約而同地各自找相同顏色的票根出來。月上柳梢頭，我們就去露天劇場，捏著半截票往里混，大多數(shù)時候都能混進去，但也有失手的，一旦被查出，票根一扔便撒丫子逃遁在夜色之中。

有時我們實在找不到相同顏色的票根，就找原偉華畫票。他的爸爸原文兵叔叔是舞美大師，偉華造假幾乎可以亂真。有一次南京軍區(qū)體工隊和江蘇公安隊球賽，原偉華畫了幾張票，不料，我爸看見了，從我手里要了一張。等他進室內球場時，一名負責驗票的小戰(zhàn)士發(fā)現(xiàn)了問題，和另一名小戰(zhàn)士在燈下比對著，帶著疑惑的表情竊竊私語，但也只能目送首長 坦然的背影卻不敢攔下。

1959 年，我戴上紅領巾時，作為獎勵，我爸帶我去露天劇場看電影。我故意高高地揚著票，檢票員特意掰開我的手，一看是完整的一張，時間也對，于是悻悻地揮揮手，我得意揚揚地擺擺手。

室內電影院也是我們殺敵的好戰(zhàn)場，電影院不比露天劇場，把守得很嚴。于是我們另辟蹊徑，用木頭和竹子削刻成邊門的鑰匙，一般是開演后三五分鐘，幾個發(fā)小混進去，各自找個犄角旮旯，美美地看到終場。也有膽兒肥的時候，一下子進去了三十多個孩子，搞得臺階上都坐滿了。

有時突然全場燈光大亮，原來是內部片，少兒不宜，于是我們被統(tǒng)統(tǒng)清掃出來。幾十年后，軍人俱樂部的功能變了，成為華東地區(qū)最大的圖書賣場；再后來又統(tǒng)統(tǒng)被清退了。

我們家從五條巷6號門搬出后，又到了挹華里15號。搬家時，我爸媽抱著被褥和衣物，我和二弟用竹竿抬著一大團木工干活剩下的刨花卷，是用來生爐子的。那時的小巷里，路都是用大小不等的石頭鋪成，高低不平，兩邊是一窄溜的土路，只要不下雨，我們都沿著土路走，這樣鞋子不至于被磨損太快，以免前頭出生姜（指腳指頭露在外面），后面露鴨蛋（指腳后跟露出來）。

大約在1965年，我家又搬到大方巷56號居住。這里也是兩幢樓的大院，前一座樓是原蘇聯(lián)大使館所在地。有一次，我三弟和幾個孩子在三樓一間屋的墻壁縫里摳出一個圓形的刻著俄文的黃銅印章。

后院的樓原是白崇禧公館。當年李宗仁到南京競選副總統(tǒng)時，白崇禧將此處讓給李宗仁居住。等李宗仁當選副總統(tǒng)后，國民政府就代其另擇傅厚崗一處花園洋房做官邸。

1949年之前，這里是前后兩個院子，分別是56號和21號，中間有圍墻隔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作為南京軍區(qū)政治部的第三幼兒園，將圍墻拆了，成為一個大院。后來幼兒園遷走了，此處成為話劇團家屬院。

1968年秋，南京掀起上山下鄉(xiāng)高潮，17歲的我去蘇北插隊，不久，二弟去了連云港東辛農(nóng)場；1969年九一八時，爸媽帶著三弟去了合肥的南京軍區(qū)五七干校。我們家從此離開了大方巷的老房子。

但是，老巷襠的故事殘留在城市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