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我無論去哪兒都會隨身攜帶釣竿。就算不是以釣魚為目的出行，也會把釣竿放進包里，等辦完事，再到周邊尋覓馬蘇大麻哈魚、紅點鮭棲息的河流。
我在許多村子的旅舍住過。雖然二十五年多前，我寫過一本《從山村垂釣說起》（1980），但比起心無旁騖地釣魚，我更愛在有人居住的村子小河邊一面垂釣，一面欣賞山與農(nóng)田、農(nóng)家交織的風景。我鐘意的并非溪流垂釣，而是山村垂釣。入夜后，在附近尋找住處，總會有在河邊結(jié)識的村民邀我同往。有時我也坐在農(nóng)田邊聽村里人講故事。近來，我很少再攜帶釣竿出游，因為每年約有半數(shù)時間都住在群馬縣的上野村，跟住在東京的時間持平。20世紀70年代初，我外出尋訪可供釣魚的山村時，首先找到的就是上野村。
滯留在山村里，總會聽村民們說起昔日被狐貍騙的趣事，因為數(shù)量太多，聽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除了狐貍，偶爾也會出現(xiàn)貍貓、貉、黃鼠狼等戲弄人的逸話。
可仔細一問，那些事都發(fā)生在1965年（昭和四十年）以前。1965年以后，曾經(jīng)大量存在的狐貍騙人的傳聞忽然絕跡于日本社會，且?guī)缀跬瑫r在各地消失。
究竟是為什么？這個問題就是我寫作本書的源頭。為何從1965年起，狐貍騙人的故事不再有新的產(chǎn)出？1965年的日本社會究竟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我想試著逐步揭開這個謎底。
在我的計劃中，本書的副標題該是歷史哲學(xué)緒論。因為在不斷拷問為何不再被狐貍騙了的過程中，必然要涉及往日的自然與人類的歷史、村落的歷史、人與自然的交流史，并深入民眾的精神史。由此，必須從一般的歷史學(xué)出發(fā)，重新捕捉那些看不見的歷史。我意識到，必須在歷史哲學(xué)的范疇內(nèi)，重新考察歷史是什么。
本書就是圍繞這些問題意識展開的。我們?yōu)楹螘�失去那個不斷催生被狐貍騙的故事的歷史？我們眼下生活的歷史世界又是什么樣的？
但愿本書能助力讀者思考我們所處的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