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導言

公元七世紀的歷史地位舉足輕重，然而卻被嚴重低估。其時所處階段出現于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后，被輕描淡寫地稱作黑暗時代。此提法無疑措辭失當。在該術語所特指的西歐，這一時期并不黑暗，文化暗夜當然也未蔓延至東方。雖有盛衰起落，羅馬帝國猶稱雄地中海，而在中東，與之交鋒最久的宿敵薩珊波斯帝國仍構成挑戰(zhàn)。但這并不意味著七世紀的東地中海和中東地區(qū)未經巨變。最初三十載羅馬與波斯再起干戈，或類乎以往數百年。東西軍事對抗肇始于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乃至更早，已延續(xù)多個世紀，而此戰(zhàn)判然有別。因宿命使然，羅馬與波斯的最新沖突不僅至為慘烈，且是終極對決。
長久以來，羅馬波斯戰(zhàn)爭僅為短時惡斗，卻少有勝負，多無果而終。最有力的證明莫過于，羅馬人與伊朗高原統(tǒng)治者雖斷續(xù)交鋒近七百年，雙方邊界卻無大改。歷次征戰(zhàn)或規(guī)模小，或為時短，幾乎未給兩帝國造成變化。602至628年的戰(zhàn)爭則全然不同。此戰(zhàn)中，大片領土易主近二十載，雙方將上演政教陰謀，展開精心部署的大戰(zhàn)與圍城，致羅馬帝國瀕臨覆滅。盡管在戰(zhàn)火消歇時領土狀況恢復如初，雙方卻因持久惡戰(zhàn)而徹底改變：一方自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雖余八百年國祚，卻前后迥然，后世史家只得易其名稱。唯有戰(zhàn)爭可致此劇變，而促變之因還不止于羅馬與波斯重啟戰(zhàn)端。希拉克略和庫思老的交兵雖破壞巨大，所反映的七世紀情狀卻不足一半。二宿敵鏖戰(zhàn)正酣而致兩敗俱傷之際，長期被認為專事貿易和襲掠的邊陲荒漠正歷經宗教巨變。
談及七世紀，伊斯蘭教的創(chuàng)立也許最廣為人知，而善戰(zhàn)信徒以新教名義實現的偉大軍事征服卻遠不及前者聞名。受初建信仰激勵，穆斯林先是一統(tǒng)阿拉伯半島，繼而對羅馬和波斯的傳統(tǒng)霸主地位發(fā)起挑戰(zhàn)，并將之徹底推翻。先知穆罕默德逝后不到一代，經由一系列卓越戰(zhàn)役和重大會戰(zhàn)，憑借政教上巧施寬容政策，伊斯蘭教及其信徒取得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軍事征服之一，朝著完全改變中東乃至整個地中海地區(qū)、中亞、印度次大陸歷史進程的方向跨出了重要一步。
七世紀帶來了古典世界的落幕。

史料來源
七世紀極為重要，理當有大量宗教、世俗和考古史料存世。史料出自羅馬、波斯、穆斯林、西歐或中國，來源眾多。在羅馬帝國，有狄奧菲拉克圖斯·西莫卡塔③（Theophylactus Simocatta)的歷史著作，他也許是普羅柯比④（Procopian）一脈最后一位史家；有皮西迪亞的喬治⑤（George of Pisidia）所寫的政治詩歌，作者曾親歷626年君士坦丁堡圍城戰(zhàn)；有《復活節(jié)編年史》等匿名著作，或安條克的約翰⑥（John of Antioch）等人的殘篇；有皇帝莫里斯一世所著的《戰(zhàn)略》，該書不只述及羅馬軍隊的組織，也談到薩珊人、阿瓦爾人、斯拉夫人的軍隊；有追述歷史的書籍，如尼基弗魯斯⑦（Nikephorus）和狄奧法內斯⑧（Theophanes）等后世史家之作；有尼基奧的約翰⑨（John of Nikiou）對穆斯林入寇埃及的親歷記載、亞美尼亞的《庫思老歷史》（作者被誤認為是塞比奧斯⑩[Sebeos]）,很久以后莫夫謝斯·達斯祖蘭奇?（Movses Dasxuranci）的《高加索阿爾巴尼亞王國歷史》等區(qū)域史籍則讓人們對七世紀獲得更多了解。
波斯雖盛行口頭傳統(tǒng)，但在庫思老一世治下，后期薩珊著述繁榮一時，涌現出大量哲學、神學、醫(yī)學、政治學著作。庫思老二世繼續(xù)推動著書立說，匯集伊朗的民族歷史故事，輯成《列王傳》。當然，除神話、傳說、歷史和通篇的娛樂色彩之外，該書亦給人以道德、社會、政治等諸方面教益，故應審慎對待。1同時須指出的是，對薩珊帝國及其宗教的了解多源自古跡、廟宇、錢幣，而最重要來源當屬沙普爾一世、納爾西斯?（Narses）、大祭司克爾蒂爾（Kirdir）以及庫思老二世的銘文和浮雕。2
阿拉伯文化也倚重歷史的口口相傳，而對阿拉伯人乃至整個世界而言，七世紀最知名、最重要的史料卻是書面文獻《古蘭經》。該書不僅是伊斯蘭教的基石，亦可用以還原該教初創(chuàng)時阿拉伯半島的狀況，正如《新約》可用以再現公元一世紀初朱迪亞?的情形。《古蘭經》的筆法與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aq）、拜拉祖里?（Baladhuri）、塔巴里?（Tabari）等人的存世著作有重大區(qū)別，原因或在于，直到建立自己的世界帝國后，阿拉伯人方充分認識到成文史的價值。
由于伊斯蘭教外傳，且羅馬人依舊在意大利活動，東西方的遠地史料亦可提供額外信息。中國文獻述及波斯薩珊王朝最后數十年的境況以及穆斯林與中國之間的早期軍事對抗，而《教宗名錄》和助祭保羅?（Paul the Deacon）的著作等宗教文獻記載有七世紀末或八世紀初西方諸國與羅馬人以及后來伊斯蘭征服者的沖突。
不過，七世紀的史料雖大量存世，但由于當時缺乏可比肩塔西佗?（Tacitus）、阿米亞努斯·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普羅柯比等人的杰出史家，對其研究嚴重不足。該狀況也許在羅馬波斯戰(zhàn)爭中體現最為顯著：各事件已被基本證實，對許多重要戰(zhàn)斗卻語焉不詳。數十年后，穆斯林文獻對此有所彌補，卻又出現新問題。盡管較之沙赫巴勒茲（Shahrbaraz）、沙欣（Shahin）、希拉克略的勝仗，對耶爾穆克（Yarmuk）、卡迪西亞（Qadisiyyah）等大戰(zhàn)的記載要詳細得多，但由于史籍為后世所撰，以口頭講述為據，故有欠準確，時序問題尤為突出，使得對先后事件的理解愈加困難。
為彌補眾多知識空缺，早期穆斯林史家往往筆法夸張、大事渲染、描述重復，著作的可靠程度再被削弱，學者只得另尋獨立佐證。遺憾的是，后世羅馬史籍同樣時序混亂，原因或在于，作者曾參考阿拉伯史料及口頭講述。后世羅馬著述多有潛在的茫然情緒，似乎時過數十載乃至數百年，仍無法解釋當初帝國的危局與宿命。不足為奇的是，七世紀的薩珊文獻同樣有失傳或失真問題，或毀于穆斯林征服，或被阿拉伯學者擅用，因迻譯而走樣。然而，史料雖有缺憾，但不應抹殺或無謂質疑其中的史實。唐納、肯尼迪、霍華德約翰斯頓等幾位現代史家已竭盡所能，向世人證明這些文獻可用以重構羅馬與波斯的終極一戰(zhàn)、伊斯蘭崛起，以及整個七世紀的歷史。3

拼寫及術語
七世紀時局丕變，多種文化間的沖突以拉丁語、希臘語、亞美尼亞語、中古波斯語、阿拉伯語等諸多文字載于史冊，須確立拼寫與地名規(guī)范。為此，筆者棄用希臘語，而沿襲羅馬名更傳統(tǒng)的拉丁化拼法，如采用Heraclius（希拉克略），而非Heraklios，采用Mauricius（莫里斯），而非Maurice或Maurikios。因轉譯希臘語和拉丁語后變化巨大，許多波斯與阿拉伯名字更難處理。最典型的例證或許是波斯皇帝庫思老，其名Khusro拼法繁多：Khusrow，Khusrau，Khosrau，Chosroes，Xosro，Xosrov，不一而足。筆者坦承對這些文字一無所知，故并未試圖遵循任何語言慣例，而是力求保持拼寫一致，希望不會給讀者造成人物或地點的識別困難。
筆者以為，即使在阿拉伯大征服后，羅馬帝國的架構仍大體未變，盡管語言上未必如此，故使用羅馬帝國代替拜占庭帝國的提法，例外僅見于其他作者的直接引文。再者，出現在主戰(zhàn)區(qū)北部歐亞草原的各部落聯(lián)盟究竟源自何族，筆者無意參與討論。因此，首提這些民族時，對其淵源將附以簡要說明，再使用阿瓦爾人突厥人等較傳統(tǒng)或籠統(tǒng)的提法。至于穆斯林哈里發(fā)國家的部落構成，提法則更為籠統(tǒng)。在穆斯林擴張早期，對不同的阿拉伯部落有所提及，而當伊斯蘭軍隊進入主戰(zhàn)區(qū)后，則將之大致視作同一群體。
城邑和地區(qū)名多用古稱，并附以現稱或臨近地名，以助識別；有些古稱更為知名，則不附現稱，如君士坦丁堡不再解釋為今伊斯坦布爾。
當然，倘有訛舛，致讀者疑惑，責任完全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