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敘事實以譜主當時的著作、講演、文章、報紙雜志報道，以及譜主自訂《補齋自傳》為主要參考，偏重于譜主的教育行政時期、職教社時期以及重慶時期。其中有些用語，如“先生主席辦事部辦事員會”，為保持參考文獻原貌，未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