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建筑學家、建筑史學家、建筑教育學家，畢生致力于中國古建筑的研究和保護。

在梁思成于1931年加入朱啟鈐創(chuàng)辦的中國營造學社之前，中國古建筑研究這一領域一直為日本和西方的學者所壟斷，譬如日本的伊東忠太、關野貞以及法國的伯希和、德國的鮑希曼、瑞典的喜龍仁等。伊東忠太甚至放言中國人歷來不重視建筑，對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研究，應該由日本人來進行，中國人只要調查文獻就可以了。這些放在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背景之下，更激發(fā)了以梁思成為代表的一代學人在學術領域奮起直追的精神力量。朱啟鈐先生鼓勵青年學者溝通儒匠，破解《營造法式》之謎，探索中國建筑實用工程體系，延請梁思成先生擔任法式部主任。雖然起步遲，但梁思成在極短的時間內破譯了伊東忠太等人未能識別的中國建筑的文法，解讀了宋代建筑專書《營造法式》，開啟了對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深入研究之門。

然而，梁思成先生注釋《營造法式》這部佶屈聱牙的古籍天書確也歷盡坎坷。在鉆研理論、校勘文本的同時，必須對照實際的建筑，才能透徹理解，得出準確的結論。從1932年開始，梁思成帶領營造學社的同仁，開啟了中國古建筑的尋訪、調查、測繪之旅。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交通不便、信息不暢，更不要提沿途各種物質供應的匱乏，以及蔓延鄉(xiāng)野的瘟疫……從1932年到1941年，梁思成與營造學社同人總計調查了190個縣市；1937年以前詳細測繪的古建筑有206組建筑物2738座，西南地區(qū)的調查工作未做統(tǒng)計。

1940年前后，梁思成認為自己可以開始進行最為根本性的對《營造法式》制度的詮釋工作。這種理解不僅要體現(xiàn)在文字上，還要通過現(xiàn)代科學的制圖來清晰地表現(xiàn)出來。梁先生將這一工作形象地成為翻譯工作。這項工作并未完成，因故擱置了將近二十年，于1961年重新開始，梁思成其時為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再次帶領團隊對《營造法式》作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遺憾的是，梁先生最終未能親眼目睹他花費了大半生辛勞與心血所完成的學術大作的最終付梓出版。

在對《營造法式》的注釋、研究工作中，梁思成先生有許多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現(xiàn)，是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重要科學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古建筑研究奠定了根基，使得中國建筑史學界與文物保護界對中國早期木構建筑實例，特別是對唐、宋、遼、金、元建筑的進一步普查發(fā)現(xiàn)與分析研究，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

歷史總是會留下缺憾。正如我們在書中可以看到的，梁思成的《<營造法式>注釋》兩卷本在其生前并未完成。經過后輩學者的努力，直到2000年，上下兩卷的合卷本才終于面世。全書的編校工作由梁先生的助手徐伯安組織學者共同完成。

三聯(lián)書店新版《<營造法式>注釋》，采取簡體中文本的形式，以2000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第七卷作為底本，同時著重參考了1983年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出版的《營造法式注釋》上卷以及其他相關文獻資料，核正疏漏，調整版式，并邀約了曾參與《<營造法式>注釋》上下合卷編校工作的著名學者王貴祥撰寫了兩萬余字的長篇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