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和路遙同志可以說是同輩人，都是1947年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進入大學學習，1951年新中國成立不久從大學畢業(yè)，以后就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可以說是在同一時代成長起來的。他在1948年讀過華崗同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我也在同一年讀過這同一本書（只是書名用的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兩卷本）。因此讀他口述的《路遙和他的史學時代》，感到格外親切，同樣引起深深的感慨。
他的書名中特別提到史學時代，這是很顯眼的。因為今天的年齡稍輕的史學界同行，了解新中國初期巨變中史學時代的已近屈指可數。而如果不了解這個史學時代發(fā)展的過程，也不容易更深切地了解路遙同志和他的同伴們在義和團研究上的貢獻是多么重大而不易。
建國剛開始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正實行著翻天覆地的大變革，百廢待興。史學領域內，既要繼承前人的遺產，又要努力創(chuàng)新，一切都在探索中。大學的歷史系沒有統(tǒng)一的教材，史學刊物除1954年創(chuàng)刊的《歷史研究》外，只有天津的《歷史教學》、河南的《新史學》等篇幅簡略的幾種刊物，山東大學的綜合性刊物《文史哲》受到全國范圍的重大關注。學者間的直接交流很少，我在1965年以前一共只參加過兩次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這在今天的史學工作者來看幾乎是難以想象的。這是一個過渡的年代。
只有了解當時的史學時代，才能親切地感受到山東大學對義和團起源問題進行大規(guī)模田野調查在當時的巨大影響和意義。
我是從1953年開始在復旦大學講授中國近代史這門課程的，解放前的高等學校中極少開設這門課程。記得我當時講這門課的依據，大體輪廓依據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還有陳恭祿教授的《中國近代史》，史料方面主要依靠中國史學會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此外，對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還看了一些其他書）。在今天的中國近代史學者看來，這些已成為常識，其中還有不很正確的地方。
因此，1960年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時起，山東大學歷史系和山東省歷史研究所等開始對義和團運動進行大規(guī)模的田野調查，并且陸續(xù)發(fā)表調查成果，對我來說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對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初的分布情況和特點、它以后如何向直隸和京師發(fā)展等都有了新的認識。
對山東大學的義和團調查，我一直十分關心和學習。60年代初，我和胡繩武同志開始撰寫《辛亥革命史稿》卷時，就多處引用了山東大學歷史系《山東義和團調查報告》。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負責文物出版社時，在《文物》月刊上發(fā)表了署名史斌的《山東茌平、平原一帶的義和團調查記》。21世紀初，我撰寫《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卷時，又在義和團運動部分多處引用出版不久的兩卷本《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匯編》和稍后出版的《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梢娢沂冀K關注著山東大學的義和團調查工作，并且從中得益不少，從而對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特點和演變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山東對義和團的調查，不僅大大加深了人們對義和團的了解，旁及山東民間秘密教門的研究，并且為如何將田野考古和文獻研究相結合，形成十分有價值的新見，這為我們作出榜樣，實在是可喜可賀的事情。
是為序。

中國史學會原會長、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2022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