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文化理論是以“文化霸權”為核心輻射開來的一個內(nèi)涵豐富的有機體。從學理層面看，他通過將“市民社會”移入上層建筑凸顯了后者的相對獨立性，在承認個體差異性的基礎上闡明了社會群體的歷史接合，因而他的社會結構理論和人學思想包含對“結構”與“主體”的辯證認識。從策略層面看，“陣地戰(zhàn)”戰(zhàn)略以其對西方社會結構的認識為基礎，滲透實踐意識和歷史主義精神，寄望知識分子與群眾相結合的文化運動來爭奪文化霸權，是西方無產(chǎn)階級革命“怎么辦”問題的具體回答，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具體表現(xiàn)。而它落實在操作層面，則體現(xiàn)為以“民族——人民的”文學、文化觀為基石的文藝觀和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文藝批評，體現(xiàn)為對先鋒文藝和大眾文化關系的辯證把握。文化研究之“轉向葛蘭西”，既是為解決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也是對英國的庸俗馬克思主義批評傳統(tǒng)批判的深化。這一轉向取得三方面成果：一是威廉斯和霍爾等文化研究者化用“霸權”觀念，獲得新的方法論武器；二是形成不同于后馬克思主義的“接合”理論；三是得以突破學科化閾限，建構“抵抗的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