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世倫法學論叢》出版了，此亦垂暮之年的一件快事。值此之際，幾十年求法問道的點點滴滴，學術歷程中的風風雨雨，不免時常浮現腦海，思之有欣慰也有噓唏。當年如何與法學結緣而邁人法學的門檻，在浩瀚的法學領域中如何傾情于理論法學，理論法學的教學與研究中所經歷的諸般坎坷與艱辛，對自己平生言說作文的敝帚自珍之情，如此等等，都時常縈繞心間。借這套書出版的契機，整理一下思緒，回首自己的學術人生，清貧守道，筆硯消磨，個中冷暖甘苦，或可絮叨一二，喟然嘆曰：“著書撰文求法意，一蓑煙雨任平生。”
　　一、“我是中國人”的覺醒
　　我的法學之夢是在一種極為特殊情況下形成的。本人出生于甲午戰(zhàn)爭后被日本軍國主義侵占的大連地區(qū)。少年時期讀過不到兩年的私塾，先是接受童蒙類的教育，繼而背誦《論語》《唐詩三百首》等。稍長便開始翻看一些信手拈來的古典小說如包公、彭公、施公“三案”書，當代文學小說，“四大才子書”等。盡管很多地方似懂非懂，但讀書興趣愈發(fā)深厚，頗有貪婪的勁頭。彼時追求的是知識，與政治無關。進小學不久，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學校里不準孩子講中國話，只許講日語（叫“國語常用”），否則便會遭受處罰；每周除了上幾堂日語會話之外，其余時間便是軍訓，種地，四處撿廢鐵、骨頭和采野菜，支援“大東亞圣戰(zhàn)”。社會上傳播的聲音，一方面是因不堪忍受橫征暴斂、苦工奴役、饑寒交迫、恐怖虐殺而引起的怒吼，另一方面是關內尤其是隔海相望的山東不斷流進八路軍率領群眾抗日壯舉之類所引起的歡呼。大連地區(qū)迅速變成一座即將爆發(fā)的反日火山。我們中間，也與日俱增地盛傳鬼子兵必敗的消息，背地里玩著詛咒日本的各種游戲。對我來說，這是頭腦中第一次萌發(fā)反抗外敵壓迫的觀念。
　　1945年8月15日，我的心靈受到從未有過的巨大震撼，因而這一天成為我永生難忘的日子。那天，我親眼看到的歷史性場景是：上午，日本憲兵、警察及漢奸們還在耀武揚威，橫行霸道，民眾敢怒不敢言地躲避著他們；而正午12點，收音機特別是街心的高音喇叭突然播出“裕仁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顫抖聲音。頃刻間，人們蜂擁而出，塞滿街巷，議論著、歡呼著，臉上掛著喜悅、激動的淚花。大連42年被殖民地化和民眾被“亡國奴”化的恥辱，一洗而凈。大約半個小時之后，鼎沸的人群中響起一片“報仇的時候到了”“抓狗腿子去”的喊叫聲，瞬間大家三五成群地分散奔跑而去。我們幾個小朋友也興沖沖地尾隨大人們四處顛簸，眼瞅著一些又一些“狗腿子”“巡捕”從各個角落被揪出來示眾和推打；一些更膽大的人則手持棍棒，沖進此前唯恐躲避不及的“大衙門”（警察署）和“小衙門”（派出所）拍桌子、繳槍，而這些往日肆無忌憚的豺狼們，則個個瑟瑟發(fā)抖，交出武器，蹲在屋角，乞求給一條活命。
　　“八一五”這天上、下午之間的巨大反差和陡然引爆的空前的中華民族大覺醒，對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就是使我確切知道了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追想起來，幾世代大連人的命運，是那樣難以表達的不幸。從我懂事的時候起，總聽到老人們念叨：“這世道，大清國不回來就沒個好！”這是由于他們所經歷的是大連被沙皇俄國和日本占領，不知道有個“中華民國”，也不知道有個大人物孫中山，而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生下來就是“大清國”的子民。
　　行文至此，我不禁憶起1944年冬天遇上的一件事：一天下午，金州城東街一個墻角處，有位衣衫襤褸、踏著露出大腳趾的鞋子的醉漢坐在地上曬太陽。不一會兒，迎面走來個腰掛短刀的日本警察，用大皮靴狠狠地踢他，問“你是什么人？”漢子被驚醒，連忙回答：“我是中國人�！蹦蔷�察更兇惡地繼續(xù)踢他，說：“我要踢的就是中國人！”漢子趕快改口說：“我是滿洲國人（指偽滿人）�！本�察也說不對。漢子顯得不知如何應答，便冒出一句：“我是日本人�！本�察輕蔑地反問：“你夠格嗎？！”還告誡：“記住，你是洲人。”（當時日本把大連地區(qū)叫做其所屬的“關東洲”。）“洲人”，這個怪誕的稱呼，包含多少令人心酸苦楚的蘊意。其時，我腦際里隨即浮現一種強烈的感受：做一個中國人，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是多么艱難，又多么值得珍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