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開始，當筆者準備博士論文時，后殖民理論研究在中國方興未艾。愛德華·薩義德和弗蘭茲·法農的著作已經(jīng)翻譯出版，霍米·巴巴、佳亞特里·斯皮瓦克、羅伯特·楊等人也引起廣泛的關注，而藝術批評界正在嘗試用這些理論來闡釋一些出現(xiàn)在當時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現(xiàn)象。

在隨后的十多年里，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各經(jīng)濟體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跨越國家、地區(qū)的交流變得日益頻繁。在藝術界，人們漸漸習慣了不同膚色、不同口音的藝術家、學者坐在一起，圍繞著一個話題討論不休的景象，也漸漸開始把在不同的國家之間飛來飛去，奔波于各種展覽、論壇、博覽會當作日常狀態(tài)，人們學會了尊重彼此的種族、性別、宗教、文化背景、思維模式……就這樣，一天一天地，人們逐漸習慣了這一切，對世界的前景越來越樂觀，仿佛那個無分彼此、文化相融、沒有種族界限的美麗新世界已經(jīng)近在眼前。

現(xiàn)在想來，也許正是受到這種樂觀精神的感召，筆者才會將后殖民理論確定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后殖民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殖民史在文化領域里的后續(xù)影響，而它的出現(xiàn)，本身卻源于一種對殖民主義已經(jīng)成為歷史、世界正在走向共通的信念。正是在這種信念之下，霍米·巴巴提出“少數(shù)族裔的世界主義”的概念，他看到：恰恰是殖民主義的現(xiàn)實需要，導致殖民地人民說起了宗主國的語言、采納了宗主國的現(xiàn)代建制和思維方式、來到宗主國生活，而這個過程又使他們成了文化上的多面人，甚至制造了大量的混血兒，從而反過來沖擊了宗主國的種族和文化純粹性，消解了殖民霸權所依存的基礎。因此，看上去，殖民主義被自己解構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就像那條怪蛇，終究要吞噬掉自己，種族、民族國家的邊界會逐漸褪色，而離散在異國異鄉(xiāng)的移民的形象，將成為一種新的世界主義的表征。

事情看上去也確實如此，一方面，移民的不斷流動、跨國交流的熱鬧景象早已改變了歐洲國家，也改變了全世界的樣貌；另一方面，杜絕種族歧視、維護少數(shù)族裔的權利，正在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共識，我們似乎有理由期待一個新的世界。2013年，筆者出版了自己的首部專著（也是筆者的博士論文）《邊緣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論研究》，隨后的幾年里，又陸陸續(xù)續(xù)地寫出了一些文字，試圖對“非西方藝術”這個充滿希望的廣闊領域做出一些思考和探討，這些思考和探討，如今都匯集在眼前的這本小書里。

這本書的第一章是由兩篇文章組成的，它們可以算作筆者博士論文的延續(xù)，是對論文中未曾涉及，或未能深入展開的一些有關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問題的繼續(xù)探討。其中，《后殖民視域下的當代藝術》一文專門討論了霍米·巴巴本人的藝術批評思想，他對當代藝術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他的藝術批評活動架起了后殖民理論從“理論”到“實踐”的通路。第二章是對殖民史在藝術史上留下的影響的探討，可以算作一種歷時性的考察，也包含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探討了“東方主義”繪畫在19世紀所經(jīng)歷的變化，而它所反映出的，毋寧說是殖民主義本身正在發(fā)生的結構性變化的軌跡；另一篇則追溯殖民歷史對非西方地區(qū)的藝術發(fā)展的影響，今天的藝術世界的格局和面貌正是由這段歷史所奠定的，因此它不能被僅僅看作歷史，而應該被看作我們時代的基礎和前奏。第三章則是由一些分析當代非西方藝術家的藝術創(chuàng)作的文字所組成的，其中既有對某種特定現(xiàn)象的分析，比如《被模擬的身份》和《沒有他者性的他者》，也有個案研究，比如對威廉·肯特里奇的作品的考察。現(xiàn)在看來，如果當時不是野心勃勃地想要通覽整個非西方藝術的狀況，而是將研究限定在某個地區(qū)、某個群體身上，筆者的研究工作可能會做得更深入、更細致，而像筆者這樣寫作速度慢得出奇的作者，也能因材料比較集中而更高產(chǎn)些，如果是那樣，也許也會失去某種縱觀全局的樂趣，誰知道呢。

筆者一直覺得，一個做后殖民研究的人，必然不會是個太過樂觀的人，因為他/她眼里看到的，首先是世界秩序和種族關系中依然存在的不平等現(xiàn)象。當筆者在寫作的時候，對這些現(xiàn)象的考量也始終縈繞在腦海中，從來沒有因為全球化的狂歡而消退過。

但筆者也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那么一天，世界會急遽地倒退，筆者的那些根本算不上樂觀的想法，在再一次席卷全球的民粹主義潮流中，居然會顯得有點天真，而這種倒退，居然就發(fā)生在筆者準備將此書付梓的短短數(shù)年中。開始編書的時候，信心滿滿，期待著世界繼續(xù)向和平、繁榮、平等的方向前進；書還沒編完，就發(fā)現(xiàn)身邊一片狼藉，學者們都在討論全球化的破產(chǎn)。多少年來的世界性流徙、教育和文化交流的艱苦努力、少數(shù)族裔爭取權利的不懈斗爭、各種民間組織維護和平的無私付出……所有的這一切，顯得那么不堪一擊，就像一場美夢。

然而，回過頭來看，這種狀況的出現(xiàn)也并非偶然，跨國離散的過程既帶來世界的交融，也帶來世界的危機。尤其是近年來，難民問題已經(jīng)變成一個嚴重威脅歐洲安全的棘手的社會問題，隨之而來的是種族、宗教、文化沖突的頻發(fā)。而全球產(chǎn)業(yè)鏈的分配方式，既給第三世界國家?guī)�來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和人權問題，又給發(fā)達國家?guī)�來日益嚴峻的就業(yè)形勢。這個過程又推動著財富兩極分化，使之一天比一天嚴重，階級流動性大幅度減弱乃至閉鎖。往日風光無限的中產(chǎn)階級，正在淪為破產(chǎn)主力軍，底層的上升通道被堵死，“貧者恒貧”成了世界的常態(tài)。與此同時，政治正確的薄薄的窗戶紙并沒有掩蓋住實際上的不平等，無論在社會生活領域還是在文化藝術領域，話語權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白人手里。就拿藝術來說吧，非西方藝術家們或者訴諸身份政治來謀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努力地融入由西方國家所構筑起來的藝術體系。無論哪一種選擇，都從未改變藝術的評判標準一直扎根在西方話語體系和價值觀之中的事實。

所以，也許并不是世界格局逆轉得太快，而是我們本來就過高地估計了“全球化”，或者說，近幾十年來的全球化模式。而這些迷茫的日子、看不清前路的日子，也許正好給了人們一個機會去看清事實，在不久的將來，如果全球化還將重啟、繼續(xù)推進，那么，“誰的全球化”“如何全球化”的問題，應該成為思考的重心。

翟晶

2020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