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楊共樂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9年上卷（總第20卷）即將出版，照例向讀者朋友就本卷內(nèi)容做一說明。本卷設立“紀念白壽彝先生誕辰110周年”“中國古代史學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研究”“外國史學研究”“歷史文獻學”“人物志”“當代史學評論”“會議綜述”等欄目，刊發(fā)22篇文章。 今年是白壽彝先生誕辰110周年。白壽彝先生是20世紀我國著名的史學家、社會活動家。他在參加了新中國成立的相關(guān)活動后，自南京中央大學來北京師范大學任教，直至2000年3月21日逝世。他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科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亦是當今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科的奠基人。故本卷特設紀念專欄，發(fā)表瞿林東教授、周文玖教授、朱露川博士撰寫的紀念和研究文章。瞿林東教授受業(yè)于白先生，他以發(fā)揚光大白壽彝先生學術(shù)的高度責任感，對白先生的學術(shù)思想不斷體會，常有新見。他的文章《思想、責任和文風——紀念白壽彝先生110周年誕辰》寄托了他對白壽彝先生的深切懷念，他認為深刻的思想、崇高的責任、平實的文風是白壽彝史學的風格和精神所在。思想，源于勤奮讀書，更是源于對國家、民族的深厚的情懷；責任，出于對個人與社會之關(guān)系的自覺，尤其出于對神圣的史學事業(yè)的忠誠；文風，來自個人的學養(yǎng)，特別是來自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民的人生觀和平常心。在白壽彝先生那里，思想、責任、文風是一個整體。周文玖教授的《史學史研究與白壽彝先生的史學器局》論述了白壽彝先生的史學史研究在其學術(shù)研究中的地位及影響，認為完成一部大型中國通史是白壽彝先生學術(shù)生涯的最高追求。在白壽彝先生的學術(shù)系統(tǒng)中，史學史是一門具有特殊地位的專史，同時也是他的治史之器。他的歷史學專業(yè)理論及中國通史理論，主要建立在史學史研究的基礎(chǔ)上。史學史研究為他的“通識”“史才”、歷史責任感、成一家之言的氣魄，提供了豐厚的學術(shù)滋養(yǎng)，奠定了扎實的學術(shù)根基。他鮮明的史學特色與史學史研究具有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朱露川博士的《繼承·開拓·創(chuàng)新——白壽彝先生民族史思想三題》，從總結(jié)傳統(tǒng)、提出理論和撰述新篇三個方面闡述了白壽彝先生對民族史研究的貢獻，指出白壽彝先生總結(jié)了中國古代史學撰寫多民族歷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提出了撰寫統(tǒng)一的多民族歷史的原則和方法，并將之貫徹于《回族人物志》及新型回族通史的編撰實踐中。 歷史書寫是當今討論歷史編纂的一個熱點�！皻v史書寫”（historical writing）是西方學者常用的語詞，翻譯過來亦逐漸為我國史學界接受和運用。它與歷史認識論、歷史編纂學、歷史文學均有密切關(guān)系。事實上，在中國傳統(tǒng)史學、近現(xiàn)代史學中，“歷史書寫”也是經(jīng)常被討論的。如傳統(tǒng)史學中常言的“直書”“曲筆”“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近世顧頡剛先生說的“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都是講的“歷史書寫”問題。本卷“中國古代史學研究”有三篇討論中國古代史學的歷史書寫。它們以中國史學的具體實例融會了中、西方關(guān)于歷史撰述的理論認識，頗有意義。王安宇的《從“慢于鬼神”到“暴虐遷鼎”——試析紂王歷史負面形象變化的過程》指出，紂王作為商之末代君主，被周人的歷史記載所毀謗在所難免。不過相比于春秋戰(zhàn)國以來紂的濫殺無辜、殘忍暴戾、戕害賢臣、大興土木、沉溺于酒色與物質(zhì)享受等“累累罪行”，西周所塑造和“抹黑”的“原始”紂王似乎更像一個有點糊涂的“昏君”，而不是“暴君”。這里固然有后人出于種種目的的作偽和附會成分，但是，由“野蠻”的商周之際跨越到“文明”的春秋戰(zhàn)國，屬于“神道”和“人治”的兩個時代的不同意識形態(tài)，或許是紂王跨越了西周以后“形象大變”的主要原因。戰(zhàn)國以來相比于西周對紂王歷史形象的塑造，是“重構(gòu)”后的“層累”。胡祥琴、李家偉的《兩漢歷史大勢影響下馬、班的文帝形象構(gòu)建》指出漢文帝形象在司馬遷、班固筆下的差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由此得出認識：面對相同的歷史事實，身處不同歷史大勢、歷史情境中的史家，往往會基于種種復雜原因而產(chǎn)生相去甚遠的書寫結(jié)果。歷史大勢是影響史家撰述旨趣與史料選擇的重要因素，史家在對歷史事實篩選的過程中，會不自覺地注入各自時代的精神。楊永康、張宇軒的《唐代政治斗爭與上官婉兒形象之演變——從“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揭示了上官婉兒的形象在其墓志銘、《舊唐書·上官昭容傳》中的巨大差異，墓志中上官婉兒與韋后、安樂公主水火不容，忠心奉上，無辜受難，形象正面積極；《舊唐書》中的上官婉兒與武三思、韋后穢亂宮闈，挾勢弄權(quán)，死有余辜，形象負面丑陋。文章對差異的原因做了深入探討，認為此差異是由李隆基與太平公主之間激烈的政治斗爭造成的，李隆基的最終勝利對國史上官婉兒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墓志中的形象更接近上官婉兒的本來面目，《舊唐書》對上官婉兒的書寫并不可信。這也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中國古代政治斗爭深刻地影響著官方歷史的書寫，政治斗爭的勝利者掌握著歷史書寫的話語權(quán)。因此，史家對古代官方的歷史書寫應保持必要的存疑。范宇焜的《〈班馬異同〉及其評點的史學價值》對南宋倪思撰寫的《班馬異同》以及元人劉辰翁所做的點評進行了研究，認為它們在撰述旨趣、研究對象、對比方法等方面顯現(xiàn)出鮮明的特點，在“史記學”“漢書學”中占有不可忽視的位置。武文君的《〈遼史·兵衛(wèi)志〉的史源與史料價值》認為，元修《遼史·兵衛(wèi)志》的史源是以耶律儼《皇朝實錄》和陳大任《遼史》為底本，參之以中原官方文獻，尤以宋朝會要為重要參考，并未取材于《契丹國志》《文獻通考》等私人所修史書，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研究遼朝兵制及其階段性變化有重要意義。但《兵衛(wèi)志》纂修者存在嫁接文獻、史例不嚴謹?shù)葐栴}，以致該志存在諸多錯誤，亦是治史者所應注意的。 “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欄目安排了謝輝元、毛瑞方、任虎三位青年學者的文章。三位學者分別對魏源的經(jīng)史關(guān)聯(lián)、向達的中西交通史、民國時期高校歷史系地理課程之設置進行研究。他們搜集資料豐富，論證充分，體現(xiàn)了樸實扎實的學風。在“外國史學研究”欄目中，李永明、王新梅、宋嫚分別討論了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的史學致用思想、西方學界對意大利史家圭恰爾迪尼的評述、西方政治家傳記（以卡特自傳為中心）的史料價值；他們對西方文獻廣收博取，細致解讀，提出自己獨立的見解，頗有益于我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在“歷史文獻學”欄目中，姜海軍、姬越對孔穎達的《春秋左傳正義》的成書、詮釋特點和歷史作用進行了論述，認為該書統(tǒng)一了經(jīng)學文本，在注疏形式上獨尊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在內(nèi)容上兼納漢人注疏和南北學義疏，對《公羊傳》與《穀梁傳》也有所采擷�！洞呵镒髠髡�義》體現(xiàn)了唐初的時代性，為穩(wěn)定社會秩序打下了思想根基，對后世經(jīng)學的發(fā)展具有積極意義。高賢棟在已有研究的基礎(chǔ)上，對五代史官張昭遠篡改段文楚事件發(fā)生時間之始末及其所做的一系列配套篡改做了梳理，對張昭遠的篡改意圖做了深入挖掘，認為其篡改意圖是為了支持和維護后唐政權(quán)的正統(tǒng)性。這一個案研究，使作者認識到，探討晚唐歷史必須對官方歷史記載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識，同時盡力搜羅相關(guān)墓志資料，將之與傳世文獻相對比。 楊翼驤先生是我們史學史學界令人尊敬的老前輩。浙江大學鮑永軍教授系著名中國史學史專家倉修良先生的弟子，他撰寫的《憶良師益友楊翼驤先生——倉修良先生訪談錄》是一份可貴的口述資料，為我們展現(xiàn)了楊翼驤先生的為學為人風貌，引人入勝，頗具可讀性。 向燕南教授的《如何釋讀清代學術(shù)思想史？——從研究史看〈清代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的特點與價值》，不僅對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歷史系、東亞系教授周啟榮（Kai-wing Chou）的《清代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進行了評述，而且對學術(sh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做了深入探討。全清波、趙少峰、秦麗的評論文章都是結(jié)合最新的中國史學史領(lǐng)域的文獻整理成果而作，反映了本學科的可喜景象。 張堯娉的《中國視角與世界眼光——“一帶一路”古文明書系新書發(fā)布暨學術(shù)研討會綜述》介紹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組織撰寫并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帶一路”古文明系列著作，以及新書發(fā)布暨學術(shù)研討會情況。該書系共6種7卷，約450萬字，包括《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中國文明（上、下卷）》《古代印度波斯文明》《古代希臘文明》《古代羅馬文明》，反映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外古文明研究的最新成果，對于充分認識世界主要文明的價值和地位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意義，也是學術(shù)研究與社會現(xiàn)實互動的可貴嘗試。 要而言之，本卷涉及領(lǐng)域較廣，內(nèi)容厚重；論文出自作者心裁，多有創(chuàng)意。期望學界同行和社會各界人士，繼續(xù)關(guān)注和支持本刊，使我們的這塊學術(shù)園地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