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時代的書記員
　　在法律人共同體中，很多人都有做書記員的經歷，書記員是很多法律人共享的職業(yè)記憶、身份記憶。筆者在檢察院就有一年這樣的經歷。一方面，司法過程離不開書記員。司法實務的從業(yè)者可能擔任書記員，通過書記員的記錄，一個個案件固化成為了可以查詢、驗證的卷宗。另一方面，法學理論研究者其實也是書記員，他們雖然不做詢問筆錄、庭審筆錄，但是，他們是時代的書記員，通過他們的記錄，一個時代的精神濃縮在一篇篇法學論著里。
　　如何才能理解一個時代?警如20世紀80年代或50年代，譬如18世紀后半期，譬如朱熹的時代，譬如春秋戰(zhàn)國時代……面對這樣的問題，人們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閱讀那個時代的史書，像《史記》《漢書》這樣的正史，是人們理解一個時代的基本資料、常規(guī)資料。進入現(xiàn)代社會以后，人們既可以通過年鑒之類的資料理解一個時代，也可以通過報刊、視聽資料理解一個時代。隨著微博、微信的興起，這些新媒體也成為了記錄時代的新工具。
　　在各種資料中，學術思想論著對于時代的記錄功能、闡釋功能尤其值得注意。因為新聞報道、年鑒匯編給世人、后人展示的主要是一個時代的現(xiàn)象或表象。即使是所謂的“深度報道”，通常也只是報道一個事件背后更深層次的利益糾葛；即使是秉筆直書的“正史”，通常也只是記錄一個時代發(fā)生的所謂重大事件——事件依然只是事件。相比之下，學術思想論著則是關于時代精神的記錄。因而，要理解一個時代的精神實質，學術思想論著的價值與意義不容忽視。
　　譬如，倘若我們要理解中國19世紀上半葉，可以看《清史稿》中的相關章節(jié)，但是，我的一點私見是，龔自珍的作品精準地反映了19世紀上半葉的時代精神，很難找到出其右者。龔自珍的著作可能是更逼真、更清澈的時代精神的鏡子，因而，通過閱讀《龔自珍全集》能夠更好地理解19世紀上半葉的精神實質。再譬如，倘若我們要理解漢武帝時代的精神實質，董仲舒的著作也許比班固的《漢書》更加值得閱讀，漢武帝時代最為核心、最為緊要的問題，都可見之于董仲舒的作品。也許正是這個緣故，《漢書》大段地摘錄了董仲舒的論著，這也是班固的高明之處，也是班固史識的證明。試想，繞開了董仲舒作品便難以解釋漢武帝時代的精神?
　　從表面上看，學術思想著作沒有或較少記錄一個時代的具體事件，可能沒有數(shù)字，可能沒有細節(jié)，甚至可能很抽象、很枯燥，不那么“接地氣”，但是，學術思想著作的抽象性，源于它對時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是對時代精華的萃取。抽象的學術思想著作，正是學者們、思想家們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閱讀時代凝聚的結晶。
　　在各種各樣的學術思想論著中法學論著對于時代的記錄具有特殊的功能。法學論著的形式雖然五花八門、形形色色，但是，所有的法學論著，都是對一個時代文明秩序的表達、說明、分析、批判。分別來看，部門法學論著聚焦于文明秩序的細節(jié)或褶皺，是關于一個時代文明秩序的近距離的記錄——譬如馬克思的《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相比之下，憲制理論著作、法政哲學著作側重于描繪文明秩序的原理，勾畫出一個時代蜿蜒起伏的輪廓，因而是關于一個時代的文明秩序的遠距離的記錄——譬如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遠觀與近看，反映了法哲學與部門法學記錄時代的不同方式。關于法學論著與時代精神的關系，我們還可以換個角度來審視：探討微觀法律技術的論著，記錄的是一個時代的“毛細血管”，它可以讓一個時代纖毫畢現(xiàn)。研究中觀法律制度的論著，記錄的是一個時代的基本骨架。至于闡釋法律思想的法哲學論著，記錄的則是一個時代的靈魂與精神——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原理》、費希特的《自然法權基礎》、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都可以歸屬于這樣的法學論著。把各種各樣的法學論著匯聚起來，足以反映一個時代的各個側面。因而，一個時代的法學論著實為一個時代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