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所（以下簡稱研究所），一直致力于中國社會轉型中弱勢群體的保護與發(fā)展、性別失衡與公共治理等領域的社會問題研究。長期以來，研究所在福特基金會、聯(lián)合國人口基金會、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等機構的資助下，對中國性別失衡的現(xiàn)狀、原因、后果以及農民工社會融合與發(fā)展等問題進行了長期而深入的研究。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攻關項目（08&ZD048）的支持下，研究所在福建省X市對外來農村流動人口做了一項調查。該項調查涉及農民工的生活狀況、婚姻家庭、心理福利和適應融合等內容，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本書作為課題的專題之一，主要關注人口流動和性別失衡背景下農民工心理失范的現(xiàn)狀及原因。社會轉型以來，中國農民工問題一直是學術界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除了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農民工的社會融合、農民工的就業(yè)等得到持續(xù)的關注外，農民工的心理健康也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然而，中國社會轉型導致舊的制度和規(guī)范弱化甚至瓦解，新的制度還未建立或不健全，從而出現(xiàn)規(guī)范真空。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xiāng)二元社會結構，使農民工被隔離在次屬勞動力市場，面臨收入低、工作不穩(wěn)定、工作條件差等問題；而城鄉(xiāng)社會與文化差異，也使農民工不可避免地遭受文化差異帶來的沖擊。因此，對農民工心理福利的研究，有必要回到涂爾干和默頓的失范理論。涂爾干首次將失范引入社會學研究，涂爾干關注的是宏觀社會力量如何影響個人行為，他認為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規(guī)范弱化不能約束人們的目標和欲望，會導致個體出現(xiàn)行為失范（Srole，1956）。默頓沿著涂爾干的思路，討論了文化結構和社會結構的不協(xié)調如何導致社會成員產生壓力并出現(xiàn)失范行為（Merton，1938）。雖然涂爾干和默頓的基本邏輯都是社會環(huán)境心理狀況失范行為，但兩者較多關注的是社會環(huán)境與行為之間的關系，較少關注中間環(huán)節(jié)(McClosky and Schaar，1965)。同時，宏觀層面的社會失范存在測量困境。因此，有些學者從微觀層面提出了心理失范的定義，將心理失范界定為個體與他人、個體與社會的疏離導致個體出現(xiàn)失敗、迷茫、孤獨、空虛和無助的心理狀態(tài)(Srole，1956; Travis，1993)。索羅爾認為社會失范是宏觀社會系統(tǒng)中各子系統(tǒng)的不協(xié)調，心理失范是個人與社會的不協(xié)調，個體心理失范是社會和個體特征相互作用的結果（Srole，1956）。在失范的社會中，個體容易出現(xiàn)心理失范，心理失范也能反映社會失范的狀況。因此，重回失范理論，采用心理失范可以更好地把握社會轉型背景下農民工的心理狀況。
此外，社會轉型下的人口流動對農民工家庭結構、性別角色和社會角色產生了多重影響。一方面，大規(guī)模的城鄉(xiāng)人口流動對農民工社會角色扮演產生雙重的影響：一是人口流動逐漸瓦解了傳統(tǒng)的男主外、女主內社會分工，男女農民工的職業(yè)角色存在趨同現(xiàn)象；二是受戶籍制度影響，多數已婚農民工單獨外出務工或夫妻雙方外出務工，使已婚農民工扮演的家庭角色也存在趨同現(xiàn)象。另一方面，性別角色的轉變要落后于社會角色的轉變，已婚農民工可能會遭遇性別角色期待與社會角色實踐之間的不協(xié)調問題，從而更可能出現(xiàn)心理失范問題。
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還面臨著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xù)偏高的問題。中國的性別失衡會導致婚姻市場中未婚成年男性處于過剩狀態(tài)而未婚成年女性處于短缺狀態(tài)，從而使未婚成年男性和未婚成年女性面臨不同的成婚機會結構。在這種不均衡的婚姻市場中，男性過剩使相當一部分成年男性因找不到初婚對象而被迫失婚；但婚姻市場中男性過剩和女性短缺有利于提高女性在婚姻市場中的議價能力，從而使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可能擁有不同的心理福利。性別失衡使相當一部分面臨失婚的男性聚集在農村地區(qū)；在人口流動的機制下，這些人也可能會外出務工進而流入城市。
因此，要理解當前農民工的心理失范，不僅需要深入考察人口流動和性別失衡對農民工群體社會角色分配和扮演的影響，還需要引入性別和婚姻的視角，以便深入地分析不同婚姻狀態(tài)下農民工的心理失范狀況，以及不同婚姻狀態(tài)下農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別差異及農民工心理失范的影響因素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基于以上的社會情境，本研究首先以農民工全樣本為分析對象，分析農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別差異及其性別效應的影響因素，并在此基礎上分別分析男性農民工樣本和女性農民工樣本，比較其影響因素的差異。研究發(fā)現(xiàn)農民工心理失范存在性別差異，其中男性農民工心理失范程度要顯著高于女性農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別差異受到婚姻狀態(tài)和成婚困難的影響，婚姻狀態(tài)差異和成婚困難經歷是心理失范性別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成婚困難對農民工心理失范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成婚困難僅對男性農民工心理失范具有顯著影響；婚姻狀態(tài)對農民工心理失范的影響也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其中適齡未婚僅對男性農民工心理失范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大齡未婚對男性農民工與女性農民工心理失范都具有顯著的影響；社會經濟地位中的職業(yè)和收入對男性和女性農民工心理失范都不具有顯著的影響，教育僅對男性農民工具有顯著的影響，對女性農民工不具有顯著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了解婚姻狀態(tài)和成婚困難對農民工心理失范性別差異的影響，本研究分別分析了已婚農民工和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別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的性別差異問題。通過分析發(fā)現(xiàn)已婚農民工心理失范并不存在性別差異，但影響已婚農民工心理失范的因素存在性別差異，其中與養(yǎng)家糊口角色相關的社會經濟地位對男性農民工心理失范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對女性農民工的影響不顯著；夫妻分居對男性農民工心理失范的影響也要比女性農民工明顯。這表明人口流動有利于已婚女性農民工的心理福利，但可能會降低已婚男性農民工的心理福利，其中在戶籍制度的約束下，已婚男性農民工更容易受到性別角色期待與實際角色扮演不協(xié)調問題的影響。
未婚農民工的心理失范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其中未婚男性農民工的心理失范水平要顯著高于未婚女性農民工，婚姻擠壓類變量和流動特征對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別差異效應具有重要的影響，但與養(yǎng)家糊口角色相關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性別差異效應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從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影響因素的性別差異來看，婚姻擠壓對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婚姻剝奪感和成婚困難與成婚期望的交互項對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成婚困難與成婚期望的交互項僅對未婚男性農民工心理失范具有顯著影響，婚姻剝奪感僅對未婚女性農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顯著影響；但年齡層對未婚男性農民工和女性農民工都具有顯著的影響，年齡層對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的影響不存在性別差異。以上結果表明，在性別失衡背景下，未婚男性農民工對于失婚的風險更為敏感，但受性別社會化和性別意識的影響，女性農民工處于大齡未婚狀態(tài)時，也容易出現(xiàn)心理失范，但其影響機制有別于未婚男性農民工，未婚男性農民工的心理失范更多來源于結構性婚姻擠壓的影響，而未婚女性農民工的心理失范更多來源于社會角色期待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經濟地位對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并不具有顯著影響，這表現(xiàn)出農民工不同生命階段的主要角色身份對農民工心理失范的作用，其中婚姻是影響農民工主要角色身份的重要生命事件。在人口流動的背景下，人口流動的影響正是借助已婚農民工扮演的社會角色而發(fā)揮作用的；性別失衡對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的影響，也是借助未婚農民工的主要身份角色而發(fā)揮作用的。綜上，通過區(qū)分婚姻狀態(tài)來探討已婚農民工和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別差異及其內在關系，對于理解人口流動和性別失衡對農民工的影響具有積極的意義。
本書利用2009年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所在福建省X市開展的農民工專項調查數據，基于婚姻和性別視角，從理論、框架、現(xiàn)狀和影響四個部分系統(tǒng)地研究不同婚姻狀態(tài)下農民工心理失范性別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第一，在已有心理福利和心理失范分析框架的基礎上，結合暴露差異假設和脆弱性差異假設，以及社會轉型下人口流動和性別失衡的實際情境改進分析中國農民工心理失范性別差異的概念模型。在此基礎上，對已有的分析框架進行擴展，使框架可以更好地研究中國農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別差異問題。第二，對農民工心理失范性別差異進行實證研究，分析農民工心理失范性別效應的決定因素。第三，對已婚農民工心理失范性別差異進行實證研究。主要分析已婚農民工的心理失范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及性別效應的影響因素。第四，對未婚農民工心理失范性別差異進行實證研究。主要分析未婚農民工的心理失范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及性別效應的影響因素。第五，對本書的研究結果進行總結，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本書是我在博士期間的階段性研究成果，研究工作得到了我的導師李樹茁教授的大力指導和支持，也得到了研究所其他老師和同門的大力協(xié)助，在此一并感謝！同時，也要感謝那些來自福建省X市的農民工，是他們的處境讓我對農民工的心理福利及其性別關系問題產生了持續(xù)的興趣，也是他們熱忱的幫助使我能夠完成研究工作，再次特別感謝這些可愛的人，希望他們一切能更好！此外，還要感謝我的父母和妻子，是他們無私的愛和無條件的寬容與默默的支持，使我能夠完成研究工作和專著的撰寫。僅以此書獻給我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