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我們的社會。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對中國社會的想象是以西方為模板的，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是以西方幾個主要發(fā)達國家，包括英國、法國、美國等的社會形態(tài)為模板的�，F在，在世界范圍內，這一想象具有相當的“政治正確”性，同樣也吸引著我們，因為西方國家曾經強大到我們難以為敵，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但問題是，這樣的模板，真的能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結構，能夠落地生根嗎？
　　慈善領域是社會領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慈善領域中的幾乎每一個細節(jié)都與政治高度相關，“慈善皆政治”。所以，筆者選擇以慈善領域作為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政治理論進行探索的一個突破口。
　　2015年夏天，筆者去找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向它申請了一筆研究經費。筆者最初申請這筆經費的目的是想要開展慈善市場化改革研究。那時筆者還年輕，又一直接受西方式的教育，認為市場化改革是破解中國慈善事業(yè)困局的關鍵。而且，只要將慈善領域的改革經驗稍做調整，就可以為中國宏觀政治的改革提供借鑒。換句話說，筆者曾經與諸位讀者一樣，認同主流的想象，并致力于為這一想象的實現而努力開展研究。
　　此后，筆者開始了長達兩年半的研究，先后調研了10多個城市的20多家慈善組織，訪談了70多位從業(yè)人士。隨著調研的逐漸深入，筆者逐漸否定了之前的看法。筆者發(fā)現實際情況與預想的不同：凡是完全按照西方模式運作的組織，基本都不太成功；凡是結合中國實際，做出針對性調整的組織，反而運轉得較為良好。這也就是說，西方理論在中國行不通。這到底是為什么呢？現實的情況令我困惑。
　　隨著思考的逐漸深入，筆者終于達到了社會結構這一層次。我發(fā)現，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的社會結構與西方不同。慈善皆政治，慈善事業(yè)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一個縮影，而政治改革成敗之關鍵又在于改革的目標是否契合現實的社會結構。所以，慈善事業(yè)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其前提就是改革方向要與中國社會的現實結構保持一致。否則，改革的力度越大，失敗也就來得越快，結果也會越糟糕。中國社會的結構與西方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是根本性的，非個別組織所能改變。所以，凡是采用西方模式的組織其結果都不太理想。這也就是說，我們一直以來對中國社會的想象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我們對西方社會的向往遮蔽了我們的雙眼，令我們一味地盯著西方社會這個模板，而忘了回頭看看中國社會的現狀。我們一味地希望按照西方模板來建設中國社會，而毫不顧忌這個模板是否適合這個本體。我們拼命地削足適履，制造出了悲劇。如今，中國某些學者大力倡導的慈善事業(yè)改革模式，正是這種削足適履的一個反面的例子。
　　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不在于我們這一代人，在于清末的敗局。百年前，在經歷數百年的閉關鎖國之后，我泱泱大國終于敗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之下。于是，數代精英前赴后繼，開始尋找出路。洋務派、維新派、新青年等諸多英豪漸次登場。他們的探索精神固然可貴，但由于沒有經驗，加上成功心切，最終未能找到正確的道路。他們沒有對中國社會之現實做細致的考察，而是希圖直接照搬西方的模式，與中國社會做簡單的結合，甚至想直接用西方的模式替換掉中國原有的內容。這是一種戰(zhàn)敗后民族的應激反應，是盲目沖動卞的非理智舉動。坦率地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任何一次社會改革都不是照搬一下別人的成果就能輕易成功的。要想取得成功，必須立足于中國國情，找到問題的癥結，然后對癥下藥。我們要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找到適合變革的種子，并加以細心培育，直至使它生根發(fā)芽，開出現代性之花。這樣的現代性之花才是真正根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厚的土壤之上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花朵。雖然這樣的現代性之花并不拒絕世界主流的價值觀，但也不會貿然照搬這種價值觀。它的重心還是放在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表達之上的。所以，在百年后的今天，終于到了我們反思百年前的那場大變革的時候了。我們要反思他們的改革，并將之調回正確的方向。
　　當然，或許會有人提出質疑，認為中國社會在歷經百年波折后，存在斷層。那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歷經了徹底的轉變，這種轉變是翻天覆地、造海移山的，所以我們再也回不去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部分正確的。畢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步入了一個新時代。但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革無法徹底摧毀我們社會的基本結構。事實上，這些變革也的確想動搖這一基本結構。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嘗試雖然規(guī)模浩大，但無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