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曾深刻指出，現代化的歷史就是一部鄉(xiāng)村城市化的歷史。如今，這一論斷正被中國城鄉(xiāng)社會已經發(fā)生和正在發(fā)生的歷史性巨大變化印證著。在史無前例的城市化、工業(yè)化進程中，“鄉(xiāng)村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著“城市中國”高歌猛進，中國的萬千村落在滾滾而來的時代大潮沖擊下，發(fā)生著亙古未有的歷史變遷。民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在2002～2012年這10年間，中國的自然村落由360萬個銳減至270萬個，這無疑會給中國的未來發(fā)展帶來難以預料的歷史性影響。因此，鄉(xiāng)村社會作為中國現代化發(fā)展的蓄水池和穩(wěn)定器，在城市化進程中如何對其村落進行保護和再造，是當下這個時代向社會科學界提出的重大課題。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進程中，村落變遷至少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形式：一類是村落的消失或解體。村落消失或解體的形式大致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李培林提出的“村落的終結”。城中村和近郊村落受到工業(yè)化、城市化和非農化的影響，血緣和地緣關系逐漸淡化與消解，社區(qū)邊界將最終解體，村落走向終結。第二種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大量青壯年外出謀生，村落內部組織和結構趨向解體，成為“空殼村”。另一類是“村落的再造”。折曉葉研究發(fā)現，在工業(yè)化、城市化過程中，村民主動采取集體行動，舉辦非農產業(yè)，大力發(fā)展集體經濟，村落最終形成政經社一體的“利益關聯共同體”。在此過程中，村落并非萎縮和消亡，而是村政功能不斷增強，社區(qū)結構不斷發(fā)展和完善，村落整體實現了“重建”和“創(chuàng)新”。就當前更大范圍內的鄉(xiāng)村實際來看，“村落再造”的發(fā)展模式似乎更可資借鑒和研究。它所體現出的學術價值在于，社區(qū)成員立足自身，借助外界有利條件在原來的生產、生活范圍內進行的一種積極的、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實踐。要洞察和理解隱藏在這一偉大創(chuàng)造性實踐背后的“社會隱秘”，對村落場域內的精英人物及其“創(chuàng)新行動”的研究就顯得至關重要。因為即使處于同樣的宏觀環(huán)境，自然條件相似的不同社區(qū)，由于其內部行動主體的行動差異，社區(qū)將會走上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同時，“創(chuàng)新”往往是極少數精英人物的冒險舉動，而非所有成員的共同行動特征，畢竟嘗試新鮮事物的結果預期不如例行化行動那樣絕對可靠。因為習俗經濟是交易費用最低的經濟，新制度經濟學家這樣提示我們。
本書研究的基本問題就是城市化進程中“村落再造”這一變遷類型的發(fā)展實踐和村落精英人物及其行動的內在相關性。本書以浙北近郊右塢村的城市化、市場化歷程為背景，以村落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與再造實踐為敘述主線，試圖通過對歷史動態(tài)村落場域內社區(qū)精英的“創(chuàng)新行動”及其策略的詳細考察和深入分析，在“國家—精英—農民”的框架內來探尋他們對村落發(fā)展的功能與影響，從而描摹出城市化進程中“村落再造”的過程特征、變遷軌跡，挖掘出其背后的微觀動力機制，旨在為城市化進程中村落共同體的再造提供一個微觀層面的學理性解釋，并希冀通過對這一“村落再造”實踐的透視來為其他村落的發(fā)展提供經驗借鑒。
本研究課題首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耙�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的動因正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了歷史。筆者認為，相比于普通大眾，人民群眾中的精英人物及其行動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則顯得更為重要。正如巴特摩爾所說：“在那些社會變革復雜多樣、困難重重，人們業(yè)已習慣的社會生活發(fā)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地方會產生對杰出領袖和精英的迫切需要。因此，我們可以在當今的發(fā)展中國家里找到考察產生新的精英的社會力量，以及精英在努力建設經濟發(fā)達的現代化國家時所進行的種種活動的絕好機會�！�
本研究課題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經驗事實與理論演繹相統一，運用歷史的分析方法，通過對研究個案右塢村30年城市化變遷的考察與審視，以提煉出30年來村落城市化的演進邏輯。筆者根據歷史演進中的“社會事實”建構村落30年城市化變遷的基本框架，努力將實證調查的個案材料、文獻資料與理論邏輯演繹相結合，將經驗事實與理論闡釋相結合，以使筆者的研究與闡釋符合經驗事實與邏輯演繹。
本研究課題遵循“社會事實”的學術原則，采用“過程—事件分析”方法，主要運用精英行動與社會變遷的理論。
（1）“社會事實”原則。本研究課題遵循涂爾干“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的“社會事實”原則，盡量擺脫理論設想的一切預斷和研究過程中的主觀臆斷，始終堅持遵從“社會事實”的原則。筆者把城市化進程中社區(qū)精英與村落共同體再造的研究建立在固有的“社會事實”基礎上，而非建立在已有的概念、理論或規(guī)則上。“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列寧提示我們需要尊重不斷發(fā)展的鮮活的社會事實。筆者以村落的城市化和市場化歷程為背景，以村落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與再造實踐為敘述主線，通過對村落歷史發(fā)展場域內精英人物的“創(chuàng)新行動”及其行動時所采用的各種策略的考察，來探尋“村落再造”的發(fā)生機制。筆者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把研究推向深入，力圖將精英人物及其“創(chuàng)新行動”對村落變遷的功能和影響通過鮮活的社會事實展現在讀者面前。
（2）“過程—事件分析”方法�！斑^程—事件分析”方法最早是孫立平教授在從事土地改革50年來農民生活經歷的口述史研究時提出的。他認為 “‘過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點，是力圖將所要研究的對象由靜態(tài)的結構轉向由若干事件所構成的動態(tài)過程，并將過程看作是一種獨立的解釋變項或解釋源泉”。本研究將“村落再造”的整個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事件來分析，“村落再造”的過程又是由一個個動態(tài)的歷史事件所構成，通過對社區(qū)內部各類精英的行動過程和事件發(fā)生過程的觀察來揭示村落變遷的微觀機制和內在演進邏輯，進而在微觀的社區(qū)行動與宏觀的社會變遷之間發(fā)覺某種可以銜接的機制。在這里我們還可以通過對“村落再造”這一動態(tài)的社會事實的研究，了解到孫立平的“過程—事件分析”方法是如何將布迪厄的社會實踐方法論真正進行落地和應用于社會實踐研究的。
（3）精英行動與社會變遷理論�？ㄈR爾曾說：“歷史是英雄創(chuàng)造的�！彪m說卡萊爾的“英雄決定論”過分主張作為主觀能動的人的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英雄在社會變遷中確實發(fā)揮著較普通人更大的作用，帕累托的精英循環(huán)理論、莫斯卡的統治階級論和米爾斯的權力精英理論均強調了精英人物在社會變遷中的巨大作用。在本項研究中，筆者透視村落精英在村落城市化變遷中的作用，并非平鋪直敘地闡述村落精英的結構、構成來源及其作用的變化，而是突破以前的單一研究精英人物的研究范式，將精英人物放在一個鮮活的村落城市化、市場化歷程中去探尋他們的功能和影響，尤其是一個村落在城市化進程中成功實現再造的社會事實更能鮮活地體現精英人物的創(chuàng)造性作用。筆者不僅是在村落城市化變遷中來探尋精英對村落實現再造的創(chuàng)造性功能，還注意到村落城市化發(fā)展的外部機遇、內部條件對村落精英的產生、發(fā)展、角色轉變的催生作用，以更科學、更全面地展示城市化進程中社區(qū)精英與村落共同體再造的內在機理。
本書為溫州大學任映紅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城市化進程中村落變遷的特征概括與規(guī)律分析”的研究成果之一。本項研究從研究策劃、田野調查、資料整理到書稿最終定稿，歷時3年。作為學術生涯的第一本專著，全書的寫作過程是筆者與20余萬文字間痛苦又快樂、煎熬又興奮的對話過程。
本項研究得到了調研對象村落的村干部、大學生村官以及部分村民的大力支持，正是由于他們的詳盡介紹，才使本研究有了鮮活的研究素材，為筆者深刻認知右塢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再造實踐提供了堅實的材料支撐和研究基礎。然而，需要說明的是，為了學術研究的需要，本書中的部分地名和所有人名均為化名（公眾人物除外），書中部分檔案材料和圖片資料也做了相應的隱飾。
本項研究還得到了楊建華教授和任映紅教授的理論指導和學術支持，他們對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引領、扶持和襄助。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的評審專家，對本書亦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和建議，正是由于他們的大力支持，本書才得以資助出版。
在此，對以上所有提供指導和幫助的專家、老師、右塢村村干部以及訪談對象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莫艷清
2016年5月于杭州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