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節(jié)選）

1957年高考，我幸運地考上中山大學歷史系。踏進美麗的康樂園，見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學樓，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寬敞的操場……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鮮！特別是，歷史學系擁有一批全國著名的教授，陳寅恪、岑仲勉、劉節(jié)、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應熙，還有當時比較年輕的李錦全、蔡鴻生等先生，他們有的親自為我們授課，有的雖未授課卻能讀到他們的著作或耳聞師生對其為人為學的講述，讓青年學子感受到他們的學術風范。我就在這樣優(yōu)越的環(huán)境中認真讀書，吮吸著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著名史學家劉節(jié)教授。他于1928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研習古代史。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長期在中山大學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證》是學術界首次對《尚書·洪范》篇撰成年代進行系統(tǒng)、嚴密考證的名文，梁啟超曾稱贊文中提出的見解“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可謂空前一大發(fā)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釋》《管子中所見之宋钘一派學說》均受到學界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后，劉先生曾撰有《西周社會性質》等多篇文章，主張西周已進入封建社會，并論述由低級奴隸社會向封建制度的過渡、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性與一貫性等帶規(guī)律性問題。他多年開設史料學和史學史課程，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于歷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詳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歷史哲學的發(fā)展，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稱譽該書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國史學史》“同為必傳之作”。我在校即聽了劉節(jié)先生開設的“歷史文選”課程，對他淵博的學識和認真教學的態(tài)度深感敬佩。后來先生為研究生講授《左傳》，也讓我去聽講。1963年初，全國第一次統(tǒng)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選擇了劉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為報考志愿。大約至5月初，正值等待錄取消息的時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劉先生，那時他是校務委員會委員，高興地對我說：你已被錄取，校務委員會已經討論批準，報教育部備案，你可準備下學期初開學要用的書籍。當時我們都絕未料到，一場批判劉節(jié)先生的風暴即將刮起，后來發(fā)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與愿違。雖然自畢業(yè)離校后我再無機會見到劉節(jié)先生，但我今日從事的專業(yè)，淵源則始自大學時代受業(yè)于先生，師恩難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學畢業(yè)，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擔任高中語文教師，至1978年。雖然在基層工作與科研機構差別很大，但我認真從事，十五年下來，自覺在對中國優(yōu)良文化傳統(tǒng)的認識，對古今名著名篇的鉆研闡釋，對語言文字的精心推敲運用等項，都有頗為深刻的體會，實也為此后學術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幫”之后，我國歷史進入新時期，1978年全國恢復統(tǒng)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壽彝教授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yè)”研究生，真正實現了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yè)的夢想。

這時，正值全國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舉國上下意氣昂揚、千帆競發(fā)，徹底批判極左路線、砸爛思想枷鎖，呼喚科學的春天、重視知識重視人才，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洪流。我深深慶幸自己趕上了這個偉大的時代，慶幸投到名師門下受業(yè)深造。白壽彝先生在多個學科領域均深有造詣，他又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民族宗教三個研究所學術委員等多項職務，而他的主要精力則放在學術工作上，尤其專注于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和推動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其時先生已屆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將至，相反地是迎來他學術上最輝煌的時期，許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熱愛偉大祖國的歷史文化，同時他堅信以與時俱進、不斷發(fā)展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學術研究和各項工作�！霸谖ㄎ锸酚^指導下從事新的理論創(chuàng)造”這句擲地有聲的話，精當地概括了白壽彝先生的學術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認識和總結客觀的歷史、體現當今的時代要求、關心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三者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他幾十年的著述，則是把堅持正確的理論方向、豐富詳實可靠的史料、恰當優(yōu)美、雅俗共賞的表現形式三者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

白先生擔任總主編、匯集國內眾多學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國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冊，總字數約一千四百萬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學術界譽為“20世紀中國史學壓軸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重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他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達半個多世紀，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記新論》、《史學史教本初稿（上冊）》、《歷史教育與史學遺產》、《中國史學史論集》、《白壽彝史學論集》、《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并主編了《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史教本》、多卷本《中國史學史》等。他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論點和推進學科建設的構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學史研究要擺脫書目解題式格局，至80年代初進而提出要突破學術專史的局限，要總結史學如何反映了時代的特點和成功史書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動時代前進；論述研究史學史應區(qū)分精華與糟粕，傳統(tǒng)史學是一筆寶貴遺產，應當根據時代的需要，大力繼承和發(fā)揚；對于史著或一個時期的史學成就，應從歷史思想、史料學、歷史編纂學和歷史文學四個方面來分析評價。又如，論述古代史家提出的問題可以作為今人觀察歷史與社會的思想資料；論述不應以凝固不變或互相孤立的觀點看待古代幾種主要史書體裁，而應看到其發(fā)展和互相聯系，要從傳統(tǒng)史學提出的改革歷史編纂的主張獲得啟示，并設想以“新綜合體”來撰寫通史或斷代史。事實證明，白先生提出的這些重要觀點和命題，對于推進史學史研究均有指導性意義。先生領我走進學術殿堂，我研究生畢業(yè)后，即留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任教，前后跟隨先生達二十一年，時時聆聽教誨，使我受益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