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jié)保護精神錯亂者與嚴重精神疾病患者
　　一、定罪期間的精神疾病
　　1962年向聯(lián)合國提交的安塞爾（Ancel）報告與1967年提交的莫里斯（Morris）報告都載明，所有保留死刑的國家都有法律條款，通過不同的方式排除精神病人負死刑刑事責任的可能性。但是，安塞爾（Marc Ancel）在45年前提出的告誡在今天仍然是非常中肯：現實中（著重強調）精神病與智力障礙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排除死刑，仍值得進一步考察。目前，依然有精神病人被判處死刑的例證。因此，聯(lián)合國特別報告人分別在2001年和2003年緊急呼吁古巴和新加坡不應再判處精神錯亂的被告人死刑。根據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背景資料，2005年4月21日，印度尼西亞的比爾。貝奈費爾（Bill Benefiel）因謀殺被執(zhí)行死刑，他被診斷患有分裂病型人格障礙并在被捕前接受了一系列評估。最近美國的例證較好地說明一個事實——對精神病人行為能力的見解和評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決策者。2001年安德烈·耶茨（Andrea Yates）因溺死她的5名子女被判處40年內不得假釋的終身監(jiān)禁。但是2006年7月，在復審后得克薩斯州陪審團以患有精神疾病為由判處其無罪，將其送到有保衛(wèi)措施的州立醫(yī)院治療。
　　在美國，1987年企圖刺殺里根總統(tǒng)（Reagan）的約翰赫·因克萊（John Hinckley）基于精神病被宣判無罪，此后許多保留死刑的州及聯(lián)邦政府都對精神病抗辯的特征作出了修訂。但雖有諸多變化，除了3個州與聯(lián)邦政府外，其他的州仍然將精神病抗辯作為無罪判決的理由之一。有12個州將“有罪但精神錯亂”的有罪判決作為精神病抗辯的可選擇判決，該判決仿佛可排除適用死刑的可能性。但是，2006年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克拉克訴亞利桑那州（Clark v Arizona）一案中，認為除非被告的精神疾病或智力缺陷嚴重到使其不能理解犯罪性質的地步，否則將不足以否定對其神志正常與具有犯意的推斷。
　　盡管很難估量精神病抗辯的諸多改變對多少被判處死刑的被告人產生了多大的影響，但毫無疑問的是，在被告人被發(fā)現有罪且面臨死刑指控的案件中，精神分析證據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是因為在美國許多州的死刑量刑法中，精神責任能力降低都被具體列為減輕情節(jié)，而且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許多憲法裁決，無論成文法中是否具體規(guī)定，量刑的法官或陪審團都必須承認并考慮具有此種性質的精神病學證據。對減輕標準的典型表述是“被告人理解其行為的犯罪性、使其行為適法”的能力受到損害，或受到極度的精神或情感障礙的影響。但是，在1988年州訴莫斯（Commonwealth v Moser）案中，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維持了一個量刑委員會發(fā)現的其在犯罪時受到極度的精神或情感障礙影響且沒有犯罪記錄的被告人的死刑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