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是人類文化中寶貴的一個組成部分。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不管他們住在高原、山地、平原、海濱還是森林、草原,不管他們選擇何種生活、生產(chǎn)方式,也不管他們的歷史有幾百年或幾千年,他們都會創(chuàng)造出屬于本民族的獨有的歌聲。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音樂家就直接參與對民歌的詞曲和歌唱背景作全面的記錄整理。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民歌的收集整理有了很大成績,僅《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就包括31卷,近4萬首作品。本書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礎(chǔ)上,精選28個省區(qū)、56個民族的305首民歌,其中包括了《黃河船夫曲》、《孟姜女哭長城》、《小白菜》、《茉莉花》、《走西口》、《康定情歌》、《太陽出來喜洋洋》、《搖籃曲》等膾炙人口的民歌。每一首民歌后面都有與這些作品相關(guān)的介紹、分析性文字,對民歌愛好者和研究者都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人文資源,民歌在普通民眾音樂生活中有無可替代的地位,它對中國各類音樂的滋潤及廣泛的影響,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本書精選民歌三百余首,是民歌愛好者收藏、欣賞的選擇之作。
  多維的新新人類
  當城市新人類以他們反復跳動的職業(yè)觀念、追逐流行的審美態(tài)度和占有品牌的社會意識使“嬰兒潮”一代進退兩難的時候,新新人類帶著比他們更為獨特同時也更為奪目的標簽走上了社會舞臺的前沿,雖說,對生活一貫不敏感的人們或許這一次依然會麻木不仁。
  新新人類呈現(xiàn)的是一個多維的向度。
  “國際主義”或者叫作“世界主義”是他們身上的第一個標簽。
  從“哈根達斯”到“漢堡包”,從“飄馬”到“ELLE”,從“貝克漢姆”到“羅伯特?巴喬”,新新人類愿意比他們的兄長新人類體現(xiàn)出更廣闊的世界視域、更多樣的國際知識。由于他們成長的背景與新人類有所不同,新新人類更鮮明地模糊著本土與域外的界限,更強烈地無所謂任何民族化的東西,更熱狂地將雙眼緊緊盯住國際上的每一種流行趨勢和每一個流行潮頭。在跟上這種趨勢和躍上這個潮頭的時候,陶醉于國際主義的想象中.某種意義上說,新新人類實現(xiàn)廠“杰尼亞”品牌對它的主打客層的希望:穿“杰尼亞”服裝的男女,應(yīng)該足一個放棄本士文化觀念的人,他在“杰尼亞”這個品牌中,完成國際主義者的形象塑造。
  不斷地追求運動感,并在這種運動感中體味生命的細微差異實現(xiàn)生命的意義,這是新新人類身上的第二個標簽,或者說這是他們的第二個特點。
  從“香山瘦身”到“青年會健身房”,從“通通迪斯科”到“卡丁車大獎賽’,新新人類比起新人類更富于動感。如果說他們的兄長最主要的身體姿態(tài)是“坐著傾聽齊秦、王杰、趙傳、童安格、惠特尼?休斯頓、邦?喬維、邁克?杰克遜”的話,那么,他們的身心語言則更多地講述著有關(guān)城市運動的故事.我們發(fā)現(xiàn)他們是如此樂此不疲地求解著各種城市運動程式,忽兒渴望自己成為一個三圍標準的業(yè)余模特兒,忽兒希冀自己成為一個騰挪自如的準芭蕾舞演員,在這些角色的不斷置換中,他們有意無意地拒絕內(nèi)心的停頓,拒絕使自己在這樣的停頓中獲得悠長的思考。他們要求的只是讓自己躍人城市的能量場,在能量漩渦的高速轉(zhuǎn)動中虛空、掏干直至癱瘓,也只有處于這樣的生命境地中,他們方認為生命得到了它存在的意義。
  而紙一樣的平面性,則是打在新新人類身上的又一個印記。
  已經(jīng)有人用“無厘頭文化”來概括城市新人類,新新人類則以“超級的無厘頭文化”來對自己進行新的概括。僅以流行音樂為例,如果說新人類還能夠咀嚼譚詠麟《水中花》的凄婉意境、崔健《一無所有》的憤怒心聲,那么,新新人類則棄絕流行音樂中任何可能的深度、可能的意義和可能的想法,他們津津有味地感受著那個由商業(yè)社會一手炮制而出的范小萱的沒有深度(當然,這個深度是以“嬰兒潮”一代的標準)的節(jié)奏,要不,便和那個同樣沒有任何深度可言的張惠妹打成一片.順便說上一句,假如你有興趣去聽聽張惠妹《牽手》的話,你會對新新人類的“超級無厘頭文化”感受頗深, 你亦會知道什么叫作紙一樣的平面性。
  描述多維的新新人類可以有多種角度,但我想,這些描述只要不是出自新新人類之手,它就不可避免地帶上了“代的偏見”從而導致敘述的偏見。因此,期待一種“原敘述”就十分必要,它是對我們尚不太清楚的新新人類的另一種逼近,也是對這個讓“嬰兒潮”一代始終瞠目結(jié)舌的人群的另一次解讀。
  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白領(lǐng)”
  在這之前——我指的是1997年以前——“白領(lǐng)”這個在今天已被許多人反復聒噪并反復引起歧義的人群還只能處于社會大廳的一側(cè),還只能扮演著“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角色,盡管作為一個最富于生氣的新人群,她不但早就存在于我們的社會里,而且也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著她周邊區(qū)域的人們。
  細細推敲一下“白領(lǐng)”的這種非主流狀態(tài),我想是頗有意味的,因為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和人們出于歷史、現(xiàn)實雙重需要產(chǎn)生的對這個新人群的壓抑。
  首先,在舊文化模式中浸淫甚深的人們無法接受這個新人群的出現(xiàn)。對他們來說,這個人群給他們的感覺只是一些在洋人的豪華寫字樓里顛前跑后的家伙。由于這個人群始終渴望以準洋人的面貌出現(xiàn)——裝腔作勢地學習洋人的作派,自命不凡地看待自己的同胞——這不僅使人們嫉妒地聯(lián)想起當年在外灘一帶狐假虎威的“泎買辦”,還使得他們以相當輕蔑的心情將這個人群描述成“偽白領(lǐng)”和“假白領(lǐng)”!八麄兯闶裁窗最I(lǐng)?在中國,會有西方意義的白領(lǐng)嗎?”
  其次,對傳統(tǒng)的社會架構(gòu)而言,“白領(lǐng)”這個人群成了一種有力的顛覆,一種不安的挑釁。因為就在不久前,我們社會中的人群在總體上還被劃分為“工人階級”、“知識階層”等等不同的群體,在這樣的劃分中,社會的結(jié)構(gòu)獲得了穩(wěn)定,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獲得了它的所指對象。然而“白領(lǐng)”的出現(xiàn)將這樣的劃分作了徹底的改變,它瓦解了原先穩(wěn)定的社會結(jié)構(gòu),它也使原先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失去了它的部分所指對象,處于一種“懸置”的狀態(tài)。
  再其次,舊日的社會文化也由于“白領(lǐng)”的產(chǎn)生而無法保持它的固定面貌。人們不是熟悉著以孔孟、老莊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化嗎?他們不也熟悉著一度曾是“洪水猛獸”的西方文化嗎?他們還熟悉著唯我獨尊的精英文化,激越、強悍的叛逆文化以及纏綿、柔婉的流行文化,而今,在這塊文化拼圖板上出現(xiàn)了鮮為人知的“白領(lǐng)文化”,它不僅分裂了既成的文化圖景,它還帶來了令舊日文化深感不倫不類的有關(guān)“品位”、“情調(diào)”、“歐陸風情”等等的學說,使舊曰文化為之瞠目結(jié)舌、啞口無言。
  壓抑于是就變得十分自然和必要,在其時的社會背景中,“白領(lǐng)”這個新人群只能以十分可疑的面目側(cè)身于社會主流位置的一邊,雖說在非主流圈子中她相當活躍,在民間社會中她引領(lǐng)著時代的風尚和時髦,但在主流的媒介上你看不見有關(guān)這個人群的點滴報道,而在社會的發(fā)言臺上你也不會聽見有關(guān)這個人群的任何聲音。
  這一切將結(jié)束于何時?我們不能貿(mào)然斷定,否則我們不是過于自信便是過于狂妄。但有一個年份對這一切來說是相當重要的:1997。種種的細節(jié)都表明,正是在這個年份,曾被社會架構(gòu),社會文化和社會主要人群所不屑的“白領(lǐng)”登堂人室,開始由邊緣而走向主流。
  具體而言,曾經(jīng)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被社會和人們冷落的一些精品雜志(它從一開始就期待著“廣]領(lǐng)”這個新人群的肖睞),如《時尚》、《ELLE》和《HOW(好)》等等,在97年紛紛迎來了它們的黃金時代,統(tǒng)計數(shù)字真實地表明,在昔日一本也賣不出去的地方。而今它可以十本十本地出售。
  在曾經(jīng)被禁止出現(xiàn)“白領(lǐng)”這個字眼的大眾媒體上。而今我們不但讀到了對她的具體闡釋。我們還發(fā)現(xiàn)了將這個人群作為自己主力客層的謀略,譬如,上海最富于生氣、最具有激情的青年報人就表達了這樣的鮮明傾向。此外,在新創(chuàng)刊的《大都市》和新改版的《上海文化》等等精品雜志里,我們亦可以感受到我們城市部分文化人對這個新人群的特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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