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漢學（第15卷）》：

　　因此，在中國人眼中，西方人成為致力于科技探索和勘探地球的理性主義者，這既是耶穌會士和儒家學者第一次相遇的結果，也是中國學者對于基督神學漠然的結果。

　　如此漠然的原因可能不僅僅如謝和耐所認為的那樣在于語言不相協(xié)調(diào)。法國佛教史學家安德烈·巴歐（AndreBarreau）提出，如果儒家學者和耶穌會士間的誤解源于彼此對立的文化思維間結構上的不相容，那么如何解釋中國學者反對天主教教條時所作的批評和歐洲異教徒、唯物主義者、自由思想者所持的批判非常相似？由此觀之，我們應該注意到，反對道成肉身論、圣餐變體論及耶穌復活論的儒家學者，此時倒更像是“理性主義者”。

　　中國學者與基督教信仰間存在距離，原因不僅在于思想方面，而主要在于政治方面：信仰存在于世界之外，萬物仰賴于斯的全能上帝意味著對皇權合法性的質(zhì)疑，使其居位不穩(wěn)，在其天授君權之上設置了一重更高的規(guī)則。法國大革命之前（或者至少不早于新教產(chǎn)生之前），教皇宗教權力與國王世俗權柄間的爭奪塑造了歐洲歷史。天主教制度作為一套獨立的機制，可適時通過道德訓誡審視政治權力（例如教皇擁有將君主逐出教會的權力），這一點在中國卻無直接對應物——至少在明朝期間對儒家都察院作出遲來而短暫的修整之前，尚無對應（清朝時期，該機構名存實亡）。

　　通過對利瑪竇《基督教遠征中國史》進行細讀，我們可以更深入了解耶穌會士對當代漢學的影響，并進一步理解文化差異是相互聯(lián)系的人類群體間合力創(chuàng)造價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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