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無所不知的每一天

在騰訊書院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

7 月初，在澎湃的 APP 上看到一條 PRADA 太陽眼鏡的廣告，規(guī)格就像從前報紙頭版的整頁廣告，發(fā)給經(jīng)營傳統(tǒng)媒體的朋友看，他回一個捂嘴笑的圖標，外加四個字：時代變了。

時代確實大變。 每一天，如果你愿意，都可以過成無所不知的一天，只要有空打開微信朋友圈，或者 Facebook。2016 年初去世的 David Bowie 在他那支著名的《Change》里，用一種近似口吃的發(fā)音吐出變這個詞 Ch-ch-ch-change，跟我現(xiàn)在談論它的心情蠻搭的：真是有點措手不及啊。

這一輪的變局，是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帶來的。 用硅谷工程師或者風投家們的斷語，五十年一遇。 這其中有兩個關鍵性動作：1994 年，硅谷的老家伙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和計算機神童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創(chuàng)辦了網(wǎng)景公司（Netscape），這二位開發(fā)出一款 Netscape

瀏覽器，將美國國防部的內(nèi)部交流平臺轉(zhuǎn)化為民用，而且提供免費下載。 公司成立 16 個月后，還沒賺到一毛錢，就在納斯達克上市了，成為全球第一家上市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 第一天，股價從開盤 12 美元躥到收盤時的 48 美元，刷新了美國股史的上市首日記錄。 吉姆·克拉克一夜之間成為 10 億美元富翁，而一年前一無所有的馬克·安德森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 億美元。 第二個關鍵性動作是史蒂夫·喬布斯完成的，他把蘋果手機和 ipad 送到我們手里，造就了今天地鐵里的壯觀景象。 就這樣，我們跟世界聯(lián)結(jié)的方式，被編程語言――一種容錯率非常低的、有特殊語法的英語改變了。 傳統(tǒng)媒體的電子照排，被 HTML5（超文本標記語言）分掉半壁江山。

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革命改變了人類生活，也改變了寫作者熟悉的那個傳統(tǒng)。 這種改變從 90 年代中期的美國就開始了，生成一種大勢。

一個 80 后小妹妹跟我講，她之所以喜歡自己貼錢跟朋友們搗鼓一些公號，就是覺得寫作與發(fā)表都變得自由，排資論輩，層層審稿，都取消了；在新媒體時代，她有一種順暢表達的快樂。 我自己也從中受益，如果沒有網(wǎng)絡，《祭毒》多半還在我的移動硬盤里。

我沒有用過微博，直接從博客時代進入微信時代。 有一次出差到臺灣，為了方便聯(lián)系同事，同行的攝影記者幫我開通了微信。 前幾天我在想，這三四年究竟從劃屏運動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失去的很明顯，就是時間。 得到的，一個是開放的心態(tài)和更廣泛的新知。 一些過去不會特意去關注的領域很便捷地一一向我打開，比如數(shù)學、物理學、天文學、植物學，還有穿衣服做菜什么的。 大家都在抱怨 碎片將人淹沒，但我想，碎片的知識或信息也是有價值的，關鍵它是個什么成色，有沒有營養(yǎng)，值不值得吸收。 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游弋，訓練人甄別、取舍的能力，然后是連貫的能力，能不能一片接上一片，把這些雜多處理成自己有機的一部分，類似光合作用。 所以我對碎片化并沒有那么大的恐懼。 另外一個獲得，是接地氣，從來沒有一種技術，可以這樣迅速、逼真、大容量地把世界直接推到你面前。 有時候我看著朋友圈里自說自話、前后不搭、卻又有某種潛在一致性的一長串內(nèi)容，會從心里笑出來：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史詩啊。

稍微讓我有些不安的，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對寫作內(nèi)容、文本、語法、標題的重新規(guī)定。 它是那么年輕，那么具有娛樂精神，還常常帶點兒粗魯，對于我們這些會為一句話、一個標點跟編輯校對吵架的寫作者來說，真的是有這種效果：眼前一黑。 在迅雷不及掩耳盜鈴時段里，10萬＋的內(nèi)容形態(tài)被制造出來了。 我沒有專門調(diào)研過，也沒有大數(shù)據(jù)支持，沒有資格講太多它的壞話，我能說的是，它的品味不好，會讓好作品無法在新媒體時代獲得它應該有的位置。 本來寄望時間能濾掉一些東西，但是很有可能在淘洗的過程中，新的技術又來了，媒介又變了。

技術是一種人造的東西，是現(xiàn)代科學的基底和本質(zhì)。 海德格爾曾經(jīng)說，科學不會思考。 德里達就不怎么同意，他說，科學技術會的，它也在思考。 德里達的弟子伯納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就是寫出三卷本《技術與時間》的那位，提醒我們說，技術里回蕩著一種無人稱的知識，一種不署名的權威性；最引人矚目的變化就發(fā)生在現(xiàn)代技術 無人稱力量的到來；他也建議我們在思考技術的時候加上時間的維度。 問題是，北京時間前所未有地快，我們用三十年走完了別人一百多年的路，真是彈指一灰間。

我一直感激歐洲人在冷戰(zhàn)以來在思想上、生活上為這個世界貢獻的不一樣的范式，他們身上有一種敏銳的辯證啟蒙意識（dialectic of enlightment），對科技的進步不會天真地樂觀，不會以為只要有了原子彈、核潛艇、無人戰(zhàn)斗機、蘋果手機，人就是萬物的尺度了。 歐洲的知識分子尤其令人贊嘆，像哈貝馬斯、德里達、艾柯、阿倫特、薩特、加繆這些人，都積極而睿智地就公共事務發(fā)言，引領著歐洲公民，對進步的悖論養(yǎng)成一種敏銳的判斷力，所以，無論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會權衡兩個方面：就算想象中的進步可以獲得很多好處，但穩(wěn)定的有內(nèi)在秩序的生活因此瓦解，這樣是否值得？換句話說，今天創(chuàng)造性的破壞雖然為明天開出了支票，但比起現(xiàn)代性給人帶來的異化和痛苦，是否值得？

我剛從英國轉(zhuǎn)了一小圈回來，在咖啡館、地鐵、火車上看到，仍然有人在讀報紙，還不光是讀紙質(zhì)書，還不全是老頭，我沒有看到一個捧著手機在劃的人。 那一刻我忽然想，也許，在我們這個國家，由互聯(lián)網(wǎng)＋主導的資本的運作、電子商務的繁榮、新媒體內(nèi)容的生產(chǎn)和發(fā)布、對個人時間的侵占和隨處可見的手機的家園，是一種人造景觀，是由某種力量推動而不是自然天成的。 把世界簡化成網(wǎng)上和線下也是荒謬的。 不一樣的閱讀方式、寫作方式、活著的方式，明明白白就在同一個地球上，就在稍微遠一點的別處。

所以，當這一輪革命真的就發(fā)生在我身邊――傳統(tǒng)媒體人紛紛失業(yè)、轉(zhuǎn)型、創(chuàng)業(yè)，越優(yōu)秀的，轉(zhuǎn)得越早――我不得不停下來想一想。這是一種打斷，也提供了一個確認自我的機會。 以前，像我這樣比較喜歡干活的記者，光顧著埋頭寫，從來沒有時間理一理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題目是什么，自己的強項和短板分別在哪里，力氣該往哪里使。 這樣被迫停一停，自然會做反省。

阿城說過，一流人才在商界。 我覺得確實如此。 歷史上，像張謇這樣的士魂商才，比康梁之類對社會的貢獻大，因為后者光破不立，士大夫出身的實業(yè)家有建設性的動作。 看看今天的情形，一樣的。 所以我敬佩那些找到新位置、找到資本，把自己成功嵌進互聯(lián)網(wǎng)商業(yè)版圖的優(yōu)秀同行。 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們隨口議論著公司辦公室租金的漲價，短短幾句言語，就讓人窺見他們承受巨大壓力的能力，這能力是我不具備的。

但是，不等于我對他們目前生產(chǎn)的內(nèi)容心悅誠服。 十年后，回頭一望，我們這些當年的文學 / 文藝青年，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些什么。 人各有志，人各有命，我還是希望自己十年后翻翻硬盤，能找出一兩部比《祭毒》好的作品。

有人把這一輪革命跟印刷術、蒸汽機的發(fā)明相提并論，跟硅谷的創(chuàng)新相提并論，然后得出樂觀或悲觀的結(jié)論，我都會想一想：它們真的一樣嗎？人類這幾千年歷史下來，紋絲不動的時光幾乎沒有，每一個時代大多都處在變革之中，都會面對新舊交替、新陳代謝的撕裂感和成就感，都能套狄更斯那句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區(qū)別在于強度和廣度。 我自己感覺互聯(lián)網(wǎng)＋比以往的變革更猛更強，能量更大。

我差不多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把自己稍微整理得清楚了一點。 我得繼續(xù)正統(tǒng)的、不是淺嘗輒止的、也不賣萌討巧的寫作。 從題材到方法，沿續(xù)過去那種一道道工序來的傳統(tǒng)工藝，可能過去的還不夠，還得往前追；然后，慢慢尋找一種與互聯(lián)網(wǎng)＋聯(lián)結(jié)的方式，來為寫作加分。 簡潔地說：我的寫作不打算轉(zhuǎn)型。 我希望找到一種養(yǎng)活舊寫作的新方式。

這里我想稍微說幾句一段時間以來的觀察，它很可能是片面的，有待隨著繼續(xù)觀察而修正：我發(fā)現(xiàn)身邊的同行同道，也算是小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專制、獨裁都蠻敏感，反應也不失為強烈，但對資本的傲慢、霸道、經(jīng)常流露的無知，反應就遲鈍曖昧很多。 大家都很清楚，一個一切聽命于資本的盛世并不美好，但現(xiàn)實是，從來沒有那么多人聽命于資本，受它奴役。 有一個老生常談的詞，大概可以用于描述這種俯就：分裂。

謝泳寫過一篇錢鐘書的書生氣。 他說，從政治理想上看，錢先生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但他對同時代那些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又多半看不上眼，讀過小說《圍城》和《貓》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除了錢先生的個性（自視甚高），除了他的父親錢基博先生曾經(jīng)告誡過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適之這一類的新派人物，謝泳覺得錢先生的看他們不起里，有更深刻的東西。 當時自由主義的許多知名人士多受西方文化影響，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代表了多數(shù)人的意愿，但在做人這一條上似乎不能跟他們的理想相一致，而錢鐘書對此有更高一點、也更傳統(tǒng)的標準，就是一個人的說和做應當是一回事，儒家所謂知行合一。

這是我們祖上傳下來的東西，也是我在多年記者生涯里從老一輩身上吸收的東西。 一份人家，祖?zhèn)鞯臇|西里總有一兩件寶貝，這是我認定的一件。 但是現(xiàn)代性把知與行分離，我也不想在這里調(diào)太多書袋子，累得慌，大家看得到的，身邊這些事跡不少：說一套，想一套，做一套，而且能夠自洽，而且能夠合理化、日常化，現(xiàn)代人仿佛生成了一種新的習慣和記憶。 于是，用阿倫特的話說，那些失落的珍寶，甚至沒有遺言。

有時候聽到一些師友談論現(xiàn)在的年輕人，他們陽光，有國際視野，愿意到貴州某個貧困山區(qū)，或者非洲某個村子里當義工，也愿意積極為社團、社區(qū)服務。 但是，他們不知道怎樣對自己的父母好，不知道怎么跟最親近的人溝通，這跟從前那種會為遠方的炮火熱淚盈眶，為路有凍死骨義憤，卻不知如何處理倫常的義士們是一個路數(shù)，都是人格略有缺失的人。 他們可能在某一方面有建樹，但終究不能讓人佩服。 所以這些年在面對抉擇的時候，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懂得放棄、割舍、有所不為，就是因為這一條。 如果不那樣做，我想這些年的書，我是白讀了。

我想，大家不能忍受警察對雷洋的施虐，卻能忍受某些投資人的施虐，是值得反思的。 寫作的責任之一，就是提出問題，展開對話和反思。 如果創(chuàng)業(yè)者們繼續(xù)慣著資本，它不會比一個暴君產(chǎn)生的危害更小。這個議題如果沒有被擺上桌面，公開談論，是我們這些媒體出身的寫作者沒有盡到責任。

寫作者還有更大的責任。 抗戰(zhàn)時是流亡學生的齊邦媛和王鼎鈞，幾十年后拿出了《巨流河》和《昨天的云》等四部曲回憶錄。 經(jīng)歷過文革的馮驥才老師拿出了《一百個人的十年》，王年一老師寫出了《大動亂的年代》，李遜拿出了《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經(jīng)歷過一戰(zhàn)、二戰(zhàn)、納粹集中營、911、第一次伊戰(zhàn)、第二次伊戰(zhàn)的西方作家們，都拿出了很像樣的作品。 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去年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科謝耶維奇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她記錄了二戰(zhàn)、阿富汗戰(zhàn)爭、蘇聯(lián)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這些重大歷史事件。 我讀了一小部分的《切爾諾貝利的回憶 : 核災難口述史》和《二手時間》，還有一些她的訪談，除了源遠流長的苦難和沉重，我覺得她的學養(yǎng)、才氣、境界都是一流的。 有位老師對我講過，到最后，寫作拼的不是才華，不是文字，是境界，這個我很能記得住。

跟阿列科謝耶維奇戰(zhàn)在同一高度的還有一位出色的女性，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奇曼。 她用文學的手法寫歷史，兩度獲得普利策獎。 她們的存在，都提醒我自己離有價值的非虛構寫作還有多遠，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她們都是我的導師和榜樣。

每一代人把自己經(jīng)歷過的寫下來，就很好了。 我們這代人經(jīng)歷了什么？有什么非得記下來不可的？還有多少空白必須去補上？除了資本以外，更廣泛更深刻的決定社會和生活的力量是什么？這些都是我在慢慢琢磨的事情，它們都存在我腦子里的一個文件夾里，叫未完成。

寫作是為了告訴人們世界的真相和本質(zhì)。 在字里行間，通過講故事，通過文學之美，塑造典范，傳遞真知灼見。 一個寫作者，就是一個關切世界的人，他首先要學會同情、忘我、寬恕，然后把這些傳遞出去，讓人們能為其他人流眼淚。

每個寫作者都會有才華橫溢的一段時光，也都不得不面對和處理才情的下行或用盡。 所以要用功，用別的東西來支撐自己的高度，學會超越自身的局限。

去年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龍應臺在表達祝賀的文字里提到，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工作里包含了記者、社會學者、心理學家兼牧師這些角色，我想，這個不完整描述提示了寫作者的社會意義和可能的疆域。進入寫作的世界，就是掙脫僵化的教育，出離日常的平庸，卸掉國家的、個人的虛榮，卸掉民族主義等等牽絆束縛你的東西。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時代，寫作是為了追尋自由。 在這個閱讀和寫作都受到嚴厲挑戰(zhàn)的時代，對我而言，寫作本身就是自由。

最后我要感謝 20 年來滋養(yǎng)過我的每一家報社、雜志社，那種頭懸截稿線的高強度工作，讓我經(jīng)常蓬頭垢面、神經(jīng)粗壯、也長了幾塊用于寫作的肌肉。 我懷念那些不用考慮別的，只要一門心思把字寫好的時光，那是我們許多人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