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全稱《唐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附心經(jīng)）》。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立于長安大慈恩寺。螭首方座，碑高350厘米，寬100厘米。行書30行，行80－83字不等，共計2400余字，西安博物館藏。

《孔子廟堂碑》有數(shù)種，以唐虞世南所書有名，又稱《夫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碑為楷書，35行，行64字。相王李旦書額。唐太宗貞觀七年（633）立。碑文記載了唐高祖李淵于武德九年（626）封孔子第二十三代后裔孔德倫為褒圣侯，及修繕孔廟之事。文章由文明開化、孔子生平、儒教沉浮、大唐開基、禮儀復興、修繕孔廟、刻碑記頌等章節(jié)組

《神策軍碑》全稱《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圣德碑》。崔鉉撰文，柳公權(quán)書，徐方平篆額。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立于皇宮禁地�？瑫�，行字數(shù)不確，碑石大小不明。碑文記錄了回鶻汗國滅亡及安輯沒斯來降等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此碑傳世僅宋代賈似道舊藏孤本，賈氏裝為上下兩冊，至清初時則僅存上冊。至道光二十四年許翰至陳介祺處借觀時，已

《九成宮醴泉銘》也稱《九成宮碑》，魏征撰文，歐陽詢書丹。唐貞觀六年（632）四月立于陜西麟游九成宮內(nèi)。全碑楷書共24行，行49字，碑高24.7厘米，上寬87厘米，下寬93厘米，厚27厘米。額刻陽文篆書『九成宮醴泉銘』六字。碑身、碑首連成一體，碑首有六龍盤繞。宋代碑帖拓本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智永《真草千字文》是他晚年以當時的識字課《千文字》為內(nèi)容，用真，草兩體寫成四言文章，便于初學者誦讀，識字。這類文章古代即有，而以南朝梁武帝命周興嗣所撰千字文流傳廣，名人書寫而傳世者很多。從書史發(fā)展來看，智永《真草千字文》卷的規(guī)范作用超過了傳為東漢蔡邕書《熹平石經(jīng)》的影響。

清末官場中，嗜藏印、鑒印、編印譜的官員甚多，尚書如潘祖蔭，巡撫如昊大激，知府如昊云，信手拈來，都是極精通收藏者。徐士愷為浙江候補道，相傳還任過浙江按察使，公余之暇，玩印也是不亦樂乎。但他為人所重的，是一部《廣印人傳》，作為印學史典籍文獻，可稱“人以書傳”，使得當世大家都開始關(guān)注和提及徐士愷其人了。徐士愷字子靜，安徽石埭

約在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即西泠印社成立之年，印社同仁輯社藏吳讓之印成譜，名為《吳讓之印存》，共十冊，每頁一印，兼拓邊款。全書收印近兩百方，其中部分為吳讓之自用印，亦有不少吳讓之為蓋平姚正銹、甘泉岑熔所篆之印。在此之前的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仁和魏稼孫即輯有《吳讓之印存》兩冊本，卷首有趙之謙手書序言，即印學史上赫

“西泠八家”中，陳鴻壽（曼生）是非常具有文人墨客氣息的一位。他書法擅隸書而取扁平化、裝飾化，號為簡古，一反漢唐審美旨趣；作花鳥畫逸興湍飛，縱橫無不如意；又擅治紫砂壺，燒制匠作一經(jīng)他手，文逸之氣頓生，可謂極大地改變了壺藝的地位。而治印則是其當行本色，在把“浙派”丁、黃、蔣、奚的“金石氣”以一種清晰而穩(wěn)定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一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所藏兩種何氏日記手稿，起訖時間分別為：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元旦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五月廿九日；咸豐八年（戊午）三月廿三日至咸豐九年（己未）五月十三日，為行文方便，下文分別簡稱《丙丁日記》《戊己日記》。這兩種日記，為我們研究何氏不同的文化境遇及其交游、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樣本。 存世的前人日記，當以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九江修水縣）人。受懷素、楊凝式、《瘞鶴銘》影響，形成奇險的書風。傳世行書有《蘇軾黃州寒食詩卷跋》《王長者墓志稿》等。本字典將黃庭堅書法作品結(jié)集，以字頭為單位編排，注明所選字跡出處，并附有拼音索引、筆畫索引，方便檢索。入選書跡均采自各大博物館館藏